消泯新旧之见，主张兼取二者之长而去其短。

“五四”前后的白话新体诗，是在对旧文学的彻底打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体表述即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谓的“三大主义”，而胡怀琛则说：“我对于近日新旧的争论，毫无成见；我承认各有好处，各有坏处，取长舍短，是在善学者。”^[20]他还发表过《新旧文学调和的问题》的专论，剖析新、旧文学的复杂性，提出不能说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坏的，要首先认识文学的真面目，“文学作品只有好不好的分别，没有新旧的分别”，我们应该“收吸好的部分，排斥不好的部分，使好的逐日发展，不好的逐日淘汰”(《文学短论》第43页)。在《给某先生的信》里，他说，其实真新的和真旧的很多共同之点，并提出疑问：“是否要借着一种新的体裁，来张自己的门面，所以把中国所有的一例推翻?”(《文学短论》第96页)显然这是针对“五四”时期大破大立的“文学革命”而言的，他的态度是一种温和的推陈出新，而不是打倒一切式的革命，对于新、旧体诗的利弊长短，他能够做出冷静的分析。在《新派诗说》里，他分析中国古诗抒情、简洁、整齐、有音节、最能感人等特质，并指擿旧体诗的十大流弊：(一)以典丽为工者，(二)以炼字为工者，(三)以炼句为工者，(四)以巧对为工者，(五)以巧意为工者，(六)以格调别致为工者，(七)以险怪为工者，(八)以生硬为工者，(九)以乖僻为工者，(十)以香艳为工者。因此旧诗必然要破坏。同时，他也列举新体诗之短处：(一)繁冗，(二)参差不齐，(三)无音节。新体诗形式上有种种短处，而精神上则有四大长处：“(一)新体诗为白话的，能遍及于各种社会，非若旧体诗为特别阶级之文学也。(二)新体诗是社会实在的写真，非若旧体诗之为一人的空想也。(三)新体为现在的文字，非若旧体诗为死人的文字也。(四)新体诗是神圣的事业，非若旧体诗为玩好品也。”从对“新体诗”精神的肯定可以看出，胡怀琛和“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论”在对文学写实性、平民性的认识上是一致。不过在“新”与“旧”之间，他不取一刀两断的态度，而是“采取新旧两体之长，淘汰新旧两体之短，另成一种新派诗”^[21]。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怀琛撰写了大量的论诗文字，就是在鼓吹“新派诗”。不过，综合起来考察，虽然胡怀琛自称“对于新思潮，除了新体诗以外，我都赞成”(《新派诗话》)，但实际上他论诗的重心在于“旧风格”，而不在于“新精神”。如他在《新诗概说》里批驳当时出现的“诗不必拘定形式”的说法，强调“诗是有音节而能唱叹的文字”。他多篇文章阐述“诗”与“歌”的联系，强调诗歌要有“深切的感情、自然的音节”，即使白话诗是无韵的，也要有自然的音节。对于“新体诗”之废除对偶，他也不赞成，说：“我们做诗，固然不可有意求对偶；但遇着天然对偶的地方，也不可有意避去。”(《新派诗话》)这些见解虽然有合理之处，但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对于传统诗美的深深留恋，使得他竟然说出：“新诗与近体确是不同，新诗与古诗没有大分别。”^[22]意即从形式上说，新诗不同于讲究格律的律诗，但与自由的古诗是差不多的。我们看胡怀琛的“新派诗”创作，在形式上看，就是通俗化的古风。如在《新派诗话》里他列举沈季畴的“新体诗”《冬天的青菜》：

天气冷了!每天早上雪白的浓霜压着那鲜嫩的青菜上，好像要灭他生机的模样。

那知道浓霜只管下降，这青菜偏天天生长。多谢浓霜。幸亏你加在我身上，使我心甜，使我肥壮。

胡怀琛称赞这首诗“读起来很能顺口，而且言外另有意思”，但带有“新体诗”形式上的缺点，于是把它改为“新派诗”如下：

寒霜打青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叶死，翻教菜心甜。

俨然是一首五言短古。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胡怀琛的“新派诗”在形式上不是往前探索，而是往回走，甚至乞灵于律体之前的古诗。这大约是他留给人们以“守旧的批评家”的印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