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法大学 孙 超
每当谈到近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情境和动机时，人们常常拈出“传世”与“觉世”一组矛盾。如袁进在《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曾设专章讨论近代小说的“传世与觉世”问题，夏晓虹研究梁启超文学道路的专著正标题就叫做“觉世与传世”。当进一步将目光聚焦到主倡“兴味”的民初小说家身上时，我们便发现，这批小说家除了“徘徊于觉世与传世的十字路口”[1]之外，更增添了一种“行世”的焦虑，并最终做出了凭“兴味”以“娱世”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