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察世俗》和《东西洋考》开启了近代报刊大门，其后在华报刊陆续出现，如1822年9月22日在澳门创刊的《蜜蜂华报》和1835年5月在广州创刊的《中国丛报》等。1840年以后，报刊数量急剧增加，出版地点也由南洋、广州、澳门转入香港、上海甚至北京，由外国人创办的教会报刊、外文报刊和中文商业报刊领掌报坛。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开始注意到报刊的功能，开启国人自办报刊的新一页。首批国人自办的报纸有《昭文新报》[2]、《汇报》[3]和王韬1874年于香港创办并主编的《循环日报》等。五四之前出现两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前者在戊戌变法前后(1895—1900)后者是辛亥革命之后(1912—1913)。据统计，1895到1898年，国人所办报刊达94种，全国报刊总数增加3.7倍，这些报刊，分布20几个城市，以上海最多，超过40种，其余依次浙江、湖南、广东、江苏、北京等。1912年，全国的报纸由10年前的100多家徒增至500多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4]。
在采稿制度上，近代报刊使用“征稿”的方式。1853年8月1日创刊的《遐迩贯珍》就在其封面上写有“倘有同志，惠我佳函，为此编生色”的征文字样。大张旗鼓鼓励各界人士投稿的为《申报》，在创刊号谈到“新闻纸”即报纸特点时，就提出报纸要“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至“学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皆能通晓。在“本馆条例”云：“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说，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斯报概不取酬。”[5]征稿制度让更多文人有了发表言论、传达思想的机会，如淑娟女史所说，“贵馆申报百事全刊，四方毕达，窃作短吟，描成长恨”，希望能“付诸梨枣，传及关山”[6]。报刊的采稿制度也给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公共空间，他们可以在上面交流思想，酬唱赠答。甚至即使未曾蒙面，也因看到对方报刊诗作而引为知己。如泉唐漱琴氏对龙湫旧隐“拜服之至，所恨同游海上，得吟佳作，未识荆颜”[7]。这种交流和创作更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欲望，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能尽快被报刊采纳、刊登，一方面完成“立言”的使命，一方面寻求更多的知音。
最初的中国报纸没有副刊，后来有些报纸在报上辟一小角，刊登诗词歌赋、小说笔记这一类消闲小品，称为“杂俎”、“余兴”等，一般刊载于新闻及论说之后。“《特选撮要》(1823—1926)除载宗教时事历史，尚有杂俎栏目。发刊于宁波的《中外新报》(1854年)每期四页，所载为新闻、宗教、科学与文学。其余如《六合丛谈》(1857年)、《中外杂志》(1862年)也都有文艺杂俎内容。”[8]于是这些最早的所谓文苑、余审、丛载、余录，逐渐发展到谐部、说部、附张、附页再到文艺栏、文艺版，直到上世纪20年代，相对稳定为副张、副镌和副刊[9]，成为报纸副刊的专称。
自20世纪初，报纸兴起“评”的风气，《中国日报》和《时报》率先办“时评”栏目，抓住当天报上的一则新闻进行评议，各报竞起模仿，风靡一时。张丹斧被称为“文坛怪物”，一向爱作游戏文字，他打趣道：
《时报》用时评，固然好极了，《新闻报》因此也用新评，奇哉，照此说来，难道《神州报》也可用神评么?《神州》既用神评，则凡报上常拿民字冠首的，可用民评了，民评简直就是舆论，妙极妙极。《小申报》用“小评”甚佳，但《老申报》如用“老评”，岂不令人喷饭。还有一个令人喷饭的呢，就是康有为的《不忍杂志》，他竟用了个“不评”，你道好笑不好笑。”[10]
这种兴起的“评”，是现代报纸典型新闻评论的开端。其抓住新闻进行分析，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和针对性，以评议见长，兼具新闻性。在此之前，王韬在香港办《循环日报》，梁启超《时务报》、革命派的《民报》及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也都曾以政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这个时期的政论多数是长篇论述，还不是典型意义的新闻评论。以“时评”代表的新闻评论有评论、有分析，论点正鲜明、集中，针对性强，论据典型、充分，紧贴现实社会生活，分析透彻，论证有力，所以深受读者欢迎，并被其他报纸效仿，形成一种风气。报纸“评”风影响下，剧评自民国前后遽然兴起，上海《民立报》1910年载郑正秋《丽丽所伶评》，评价了谭鑫培、孙菊仙、白文奎、时慧宝等一系列当红的演员。《民立报》又于1912年4月辟“剧评”栏，载郑正秋、悦子等人的剧评作品。北京的报纸《北京新报》也早于清朝末年开辟“戏评”栏，演员、剧目、前后台、戏园等等无所不评。
向前追溯，报刊“剧评”最先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刊载于《申报》。《申报》在其创刊《本馆告白》中就曾宣言说“求其论述当今时事”，写作上要“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早期的剧评颇合此原则。1872年6月4日发表的《戏园杂谈》、《戏馆琐谈》及次年发表的《观剧书所见》、《观剧闲评》，是近代报刊早期发表的剧评。《戏园杂谈》针对丹桂、金桂的竞争情况，以及名伶演出状况进行评论。《戏馆琐谈》评论金桂戏园及其演员，《观剧书所见》评论了武旦黑儿和韩桂喜，《观剧闲评》评价了丹桂、金桂中的名伶。这几则剧评皆形式灵活，题材较短，所评论对象是剧界最新局势。其评论内容如“近丹桂又新到都中名优，为老生、为武旦者数人。连日登场，容艺双绝”、“《赵家楼》之杨月楼，神采俊拔，是为最出色”等，皆紧跟当下形势，足具时效性。
如《戏园杂谈》，其全文如下：
洋泾浜戏园林立，其最著名者为丹桂茶园、金桂轩、皆京班也。金桂仅以杨月楼一人轰动时目，遂使车盖盈门，簪裾满座，几欲驾丹桂而上之；而丹桂之扮演则争能角胜，领异标新，务在与金桂相抗，该势成晋楚，竟有狎主齐盟光景焉。近丹桂又新到都中名优，为老生、为武旦者数人。连日登场，容艺双绝；而歌喉之妙则如贯珠、如裂石，抑扬顿挫，淋漓尽致。盖自辇毂之外，故无能与之并驾齐驱者也。廿七日演《夺太仓》、《忠节烈》等剧，摹写豪雄忠烈之概，真觉神采奕奕。金鼓声中，刀光飞舞，跳掷之技，神化无伦，而尤以《法门寺》客串之唱口为最妙。盖旦角之扮宋氏女，老生之扮郿邬县者，皆极能用真实本领竭力献技，用相角斗；至扮刘司礼之脚色，则又仪观俊伟，类非常人，冠带场中真觉惟妙惟肖也。夫近时读曲者本少其人，谁则能为顾误之周郎哉!而惟此弦索、乱弹、二簧杂沓，则群乐往观，以为习于视听也云尔。至神情何以逼肖，音节何以恰和，则固耳目所共赏也。登场者其亦真善于揣摩乎?[11]
从形式上看，此篇戏剧批评文章全文仅有三百多字，篇幅较小，简明扼要，非常适合报纸的刊载。从内容看，作者所评论的是当时沪上的红戏园金桂、丹桂，以及戏园中的演员情形，结合时下所演的剧目。所评内容非常具有时效性，剧目为最新上演，所评的戏园、演员皆是沪上最著名、轰动的典范，这种对戏剧当下状态的评论，时效性和新闻性是其与中国传统戏剧理论批评最大的不同。再者，在评论方式上，作者的评论紧密结合舞台演出，重点评论了演员的演唱、做工、扮相等舞台表现方式，丝毫不涉及剧本文词、思想等方面。评论中，作者直击关键，观点鲜明，没有任何铺垫、渲染，也没有过多情节描述，任何的枝蔓都略尽，简洁明快，直接评论优劣得失，写作手法类似新闻评论。这些都是近代报刊中“剧评”这一新的批评样式，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戏剧理论批评的特点。这篇报刊首则剧评，引领了近代报刊剧评发展的方向。
近代报刊的产生是报刊剧评产生的基础，它以其“面向大众”的编辑主旨和“各方征稿”、“文坛健者，儒林文人，惠赠瑶草，共襄盛举”[12]的采稿制度，促成了近代首批报刊剧评的发表。近代报刊在发展中产生了两次办报高潮，报纸副刊、小报和文艺期刊纷纷涌现，刊载了大量的诗词、小说、戏剧以及相关的评论文章，为报刊剧评的发表提供了园地，最终形成报刊剧评多如牛毛、众说纷纭的繁盛场面。自唐宋至晚清，戏剧理论批评经历了千余年的漫长发展，中间虽有繁荣，但与正统诗文批评相比，一直被压抑在边缘地位。近代，报刊剧评以其特殊的刊载媒介和新型的批评样式登场亮相，在报刊版面中与诗、文分庭抗礼，甚至成为主角，戏剧理论批评史也随之揭开新的一页。报刊剧评产生之前，中国传统的戏剧理论批评已经完成从戏剧文学批评到戏剧表演批评的转移，为近代报刊剧评中的曲学理论和演唱、表演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