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喻型言说到演绎型言说

(二)从隐喻型言说到演绎型言说

对于这种转变趋向,我们不妨以王国维与朱光潜为例进行比较说明。从著述方式看,王国维在写作《人间词话》前,已经撰写出如《〈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等一系列属于现代学术文体的论文。他的学生徐中舒曾将这些具有现代学术精神与形式的论文评价为“大胆的假设、深邃的观察、精密的分析、卓越的综合”[19],李长之则将《〈红楼梦〉评论》的长处归纳为“有组织、有系统,这是从来中国文艺批评所没有的”[20],但一个更为显在的事实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仍然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性言说,诸如“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唐五代北宋之词,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等,可说是俯拾即是。《人间词话》也很重视归纳法的运用,但他的归纳与林纾时代的文论家们在表达方式上也有极为相似之处——结论多于论证。进一步探究还可发现,王国维对现代演绎法的运用还缺少更为清醒的认识。虽然细察起来,《人间词话》实际上也具有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起点和一个简略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个逻辑起点就是以“真”为核心的价值观,概念范畴体系则是以“境界”为核心而确立的诸如“情”与“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等具有辩证法内涵与性质的范畴群),但是如何将“境界”这一核心语词逻辑地贯穿到他的各种诗学观念中,王国维并没有给后世提供更多的操作性范例,只是将各种即兴的感悟或评点加诸到各种具体的文学作品,结果我们更多地看到王国维用作品去例证其“境界”理论,他的传释活动并不是通过某种“始、叙、证、辩、结”的分析程式去引领及控制读者的观、感活动,而只是在呈示悟者的某种明澈的识见或一些已经删切了修辞枝丫的批评心得。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特别是概念、范畴上更是如此,但这种辩证法并不是建立在严密的形式逻辑和精准的知性分析的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源于艺术鉴赏和艺术感悟的近乎原始思维的思辨技巧,更偏向于艺术鉴赏而不是偏向于科学的分析或推理。

再来看朱光潜。在原理性著作的撰写方面,王国维基本阙如,而朱光潜有《悲剧心理学》(有问题的提出——“我们为什么喜欢悲剧?”,有总结和结论)和《文艺心理学》(有基本的逻辑出发点——“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作心理的事实去研究,从事实中归纳一些可适用于文艺批评的原理”;有对象——“文艺的创造和欣赏”;有观点——“大致是心理学的”;有学科定位——“‘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在应用性著作方面。王国维有《人间词话》(以“境界”论为核心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赏析性批评),朱光潜有《诗论》(以《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对中国诗歌进行应用性研究和学理性研究),一“话”一“论”,学术话语表达形式上有很大差别。朱光潜一生著述等身,但他曾多次表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最为他所珍惜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诗论》,其原因就在于它是“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代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是“自己独立的东西”,“对中国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21],作了比较科学的分析。的确,《诗论》既是朱光潜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结晶,也是中国百年新诗史上最具科学性和逻辑性的诗学论著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在王国维的基础上为中国诗学实现从“诗话”到“诗学”的转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学特别是学术话语表达方式上最具有现代转型完成性的一部。《诗论》对《人间词话》中新的研究角度、方法,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对王国维那种偏狭、陈旧、抱残守缺的诗歌观采取了批评或商榷的态度。在《诗论》之后的一篇题为《诗的显与隐》的专文中,朱光潜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以“隔”与“不隔”,“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判断诗歌优劣的基本准则,还曾提出过异议:“王先生论‘隔’与‘不隔’的分别,说隔‘如雾里看花’,不隔为‘语语都在目前’,也嫌很不妥当。因为诗原来有‘显’和‘隐’的分别,王先生的话,偏重‘显’了。‘显’与‘隐’的功用不同,我们不能要一切诗都‘显’。”[22]细心人会发现,朱光潜对王国维的批评,并不仅仅是王国维用“隔”与“不隔”这类中国式评点术语能否准确阐述诗学现象,他的批评重心在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缺乏一种诗学原理性的考察。换言之,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在文艺理论和词学批评方面虽然显示了趋“变”和趋“新”的学术特点,但他对现代西方诗学理论中的演绎法并不十分了解(对诗歌创作中的“显”与“隐”问题缺乏逻辑归属思考),正是这种未完成的“现代性”成了朱光潜的批评对象。而在如何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或隐喻性言说方式嫁接到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方法中并上升到较为理性的文学批评高度这一点上,朱光潜在其《文艺心理学》中借鉴了克罗齐的“直觉印象”理论,将“美感态度”与“批评态度”统一起来(“美感态度”指欣赏作品的阶段;“批评态度”则是理性分析作品的阶段),建构了一套了解—欣赏—反省—传达的印象式批评操作程序,这套操作程序显然具有现代西方演绎法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