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方论世，别才亦关学：陈衍对“不俗”论的丰富与扩展

与前人仅有零散的论述文章不同，陈衍以诗话、诗选的形式构建了相对完整、宏大的诗学批评体系，将宏观诗论与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诗评相结合，对于如何应用“人与文一”的理念指导诗歌创作与批评、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之间的深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讨。在此过程中，“人”(性情)、诗歌与学问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在陈衍的诗论中逐渐被重新整合，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不论其世，不知其人，漫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几何不以受辛为天王圣明，姬昌为臣罪当诛，严将军头嵇侍中血，举以为天地正气耶?”^[12]陈衍将“人与文一”的理念追溯至孟子“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思想，在论诗时充分考虑各人的性情、身份、境遇，使该理念得到了方法论上的具体落实。这也造就了陈衍对各种流派、诗风所持有的极为通达的态度。如《石遗室诗话》卷一曾论及陈三立不喜张之洞诗作，认为其有“纱帽气”“馆阁气”，但在陈衍看来，这是由张之洞的个人生活经历所决定的，“事事皆节镇故实，亦复是广雅口气，所谓诗中有人在也”^[13]。反而是部分“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14]者更令人生厌。又如陈衍对竟陵派的评价：“大抵伯敬集如橘皮橄榄汤，在醉饱后洗涤肠胃最善，饥时却用不得。然当伯敬之时，天下文士酒池肉林矣，那得不推为俊物?……是竟陵之诗窘于边幅则有之，而冷隽可观，非摹拟剽窃者可比，固不能以一二人之言，掩天下人之目也。……余特表而出之者，以钟、谭好处在可医庸俗之病；若谓其究心经史，或未敢信。”^[15]亦能透过竟陵诗的形式表征窥得钟、谭等人意图扭转当时诗风的独特用心。陈衍“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16]，所主张的“三元说”实以“得其精神结构所在”^[17]为最终目的，他在诗评中从未直接否定过具体的个人，而是坚决否定一切不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变的对某些概念、诗法的刻意标榜。他既反对前后七子的剽窃模拟，也反对钟嵘《诗品》的刻意拒绝一切后天学问，只因二者皆忽视了“人”在诗作中所发挥的主体性作用。

除了“知人论世”的读诗方法外，在诗歌创作方面，陈衍围绕作品中时、地、人之信息与创作逻辑的真实性、合理性问题，对具体的诗法、诗艺(如用典、结构经营^[18])进行了细致探讨——这些皆是“人与文一”理念能够被切实践行的技术保证。他反对王渔洋论诗时强调灵感、神韵的“糢糊惝恍欺人之谈”^[19]，提出了“称”这一概念：“语言，各人有各人身分，惟其称而已。所以寻常妇女难得伟词，穷老书生耻言抱负。至于身厕戎行，躬擐甲胄，则辛稼轩之金戈铁马，岳武穆之收拾山河，固不能绳之以京兆之推敲，饭颗之苦吟矣。”^[20]强调引发作诗“真兴趣”的生活体验的真实性，在具体技法方面亦反对“事”与“典”的过分分离^[21]。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此类诗作更易于贴近作者切实的生命感受，它承载了诗人言说性情的自发冲动，记录了其真实的精神发展历程，而非仅供文人游戏消闲之用的形式艺术品。

对于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性情与学问的关系问题，陈衍进而给出了新的见解。不同于何绍基在理论叙述中用绝大篇幅来强调读书明理、几乎未涉及诗的艺术性，陈衍虽一再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并举、并合，言明欲工诗者应“佐以读书、见事、积理”^[22]，但他亦多次特别指出：单凭读书积理所成就的学人之诗永远无法达到“真诗”的最高境界，学问仅仅是涵养性情、锤炼真诗的必经之途^[23]，其作用表现为“至与不至”：“至则有变化之能事焉，不至则声音笑貌之为尔耳。”^[24]后者即陷入剽窃模拟。“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25]“诗之为道易能而难工。工也者，必有以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已。……别才不关学者，言其始事；多读书云云，言其终事。”^[26]如前所述，对于“如何作不俗之诗”这一问题的回答，陈衍的重心已转向“知人论世”思想为基础的诗学、诗艺探讨，对前人给出的答案“由学问达性情”虽也予以继承，却已不再作为重点论述对象^[27]。

这实际上已涉及到作诗与论学二者的地位转变问题。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中记载其曾向郑珍戏言道：“论吾子平生著述：经训第一，文笔第二，歌诗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郑珍本人亦“不肯以诗人自居”^[28]。何绍基《汤海秋诗集序》亦云：“诗者，先王六艺之余也。艺以道精，道以艺著。然艺也者，无尽而可尽者也，若道则无尽者也。……今以后吾愿子之专一于道，而不复学为诗也。道充于身，德涵于心，心与造物游而理于事类精，乃演之于文，乃声之于诗，万情毕入，万象俱出。”^[29]在《与汪菊士论诗》等论文中，他也多次强调道理精神及“温柔敦厚”之诗教。所谓“诗言志”之“志”，更多是为学之志，诗之“小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学问的附庸与工具，自然地，宋诗派诗人所标榜的性情也更多是统一于“道心”之下，诗歌仍旧是作为与政治、社会紧密相连的公共话语空间而存在。相对而言，陈衍对于诗歌的认识更多地转向情感化与私人化。“诗者，一人之私言，喜怒哀乐，他人能代吾言之，与吾能代他人言之，皆非诗也，酬应之作也。”^[30]“志者，自己之志，则其言必自己之言，而非公共之言矣。”^[31]虽然学问仍是涵养性情、丰厚诗蕴的重要文化资源，但诗歌作为可“时时发明哲理”的“自己性情语言”^[32]，已不再仅能作为修身经世的“道”的表达工具而存在。论学与作诗分立为两种不同的事业，后者独立的艺术价值开始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