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清”的诗学倾向
刘衍文《雕虫诗话》诗学批评范围甚广，自《诗经》至民初的旧体诗歌均有所涉猎，《雕虫诗话》可视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总结之作。在细微的点评之处无不显示作者的真知灼见和其现代的诗学评判标准。需要提出的是刘氏批评的笔墨主要集中在对清代诗歌的批评，表现出“尚清”的诗学倾向。
在古代诗坛上，对于清诗，前人多取贬损态度，评价不高。如清朱庭真《筱园诗话》以为清代诗歌的成就在历代之中是最低的：“本朝汉学最盛，皆经术湛深，考据淹博，宗康成而不满程朱，诗文则非其所长也。”[18]近人叶恭绰在《全清词钞》的序中就说：“我同友人论清代学术，曾认为清一代的词，越过明代。此外淮小说和曲子，勉强可以企及，而诗文则否。”[19]然而刘氏《雕虫诗话》对清诗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后之言诗者，或宗唐，或尚宋，而不读清诗，或于清诗不甚了了者，纵能作诗，亦作不好诗，或作不出好诗也。诗至清，诗之多样化始齐全，诗之艺术性始高妙，诗词曲之界限始清晰，而诗之立论亦齐头并进，各有专门之特色可观。”[20]确实，“如果从整体而言，清代诗学除性灵派等少数诗人外，理论上创新不够，大多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或融合多家之说而折衷平议，或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增益”[21]。但刘衍文却针对清诗的多样性、艺术性、诗与词曲的界限及诗论进行概括性的好评，并具体指出清诗相比此前历代旧诗具有纠偏的作用及超越之处，清诗完成了旧诗的现代化转型，清诗在构思、布局、措词、用语之严谨、苛细可成为欲作旧诗者之典范。历史发展到清代，诗歌这种以古汉语为语言材料、以文言体为表述形式的艺术品类已经高度成熟，并且经过之前若干代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开拓，其内部发展的潜力和余地已经相当有限了，从整体上说，势必再难有新的创造，以度越前人。然而历史上也不乏推崇清诗的诗学批评家，如《梦苕庵诗话》作者钱仲联就以为清代乃是继唐、宋以后的第三个诗歌创作的高峰，“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22]而且随着清诗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清诗的价值，这正如有学者说：“清诗之所以能够超越元、明两代，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能够整体上融入自己的时代，进入清人精神生活的深处，与这个时代的脉络一起跳动，这才是清诗生命的源泉所在，同时，也是它获得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23]由此可见，刘衍文在新文学一度占据了文坛霸主地位之后其对清诗特点和价值的认识无疑是与钱仲联等一样具有最富前瞻性的诗学目光。具体而言，刘衍文在在诗话第二、三、四卷中对明清交替及清代的诗人如顾炎武、陈子龙、李渔、王夫之、吴梅村、黄仲则、舒位(铁云)、孙原湘(子潇)、王昙(仲瞿)、袁简斋、王士祯、纪昀、龚自珍、林则徐、蒋麟振等诗人的诗作进行评析。而刘氏所特好的诸诗人中，除了明代诗人王次回，其余五位诸如吴伟业、黄仲则、孙原湘、龚自珍、蒋麟振皆为清代的诗人。
值得关注的正是刘衍文对袁枚“性灵说”的推崇，他诗话中肯定的诸多清代诗人，其中一部分就是性灵派诗人，首先刘氏高度赞美袁枚的诗作：“第余于诵读多时，觉简斋集中七绝，最能抒发隐逸之情趣，古今上下，实无可与匹配也。”[24]其次他频繁提到的“三君”之舒位(铁云)、王昙(仲瞿)、孙原湘(子潇)，铁云为仲瞿姨丈，仲瞿与子潇夫妇，皆受教袁简斋门下。“子潇之诗，虽未直接谈诗，然尽类追源，比物此志。实性灵说之要义所宗也。”[25]“顾‘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性灵独诣者，固亦有之矣。此即孙原湘(子潇)是也。”[26]“亭林诗固有不可磨灭处，然毕竟只是学人之诗”[27]。言下之意可知刘氏更推崇主张“性灵”的才子之诗。而李渔“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王阳明与李贽的追随者，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同路人”[28]。李渔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创新精神。除了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公安“三袁”的文学创新精神之外，李渔还自觉地在诗、词、散文、戏曲等文学创作中洗涤窠臼，抒发性灵，弘扬个性，刻意创新，并且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刘衍文高度评价“李渔，菲薄者众，实全才亦奇才也”[29]。并认为“其词之慧语灵心，亦常出人意外”[30]。黄仲则在清代可谓是少数能自出机杼、独树一帜的诗人，他曾经向袁枚学过诗，刘衍文说：“清有三诗人之诗，鼎足而峙，竟超越前人也。三诗人者，黄仲则其一也。”[31]刘衍文所评说的《绮怀》恰恰是体现黄仲则真性情的诗作。在清代诗人中，尤其要提到刘衍文对龚自珍的赞赏：“孙子潇、舒铁云、王仲瞿三君而后，最杰出风靡一世之诗家，非龚自珍(定庵)莫若。”[32]其最爱“定公情诗，亦瑰奇肆放，高亢传情，一洗绮靡香泽之风，而读后仍有余音缭绕之感，此其所以难能也”[33]。刘氏不仅分析品评了龚自珍多首诗歌，而且将其与袁简斋的诗歌做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二人竟能“心灵气息之相通与共识”，曾有学者评说到：“定庵之诗，拟求之于西洋则浪漫主义文艺，拜伦之俦也。拟求之于中国，则性灵派一流。”[34]道出龚氏与性灵派的渊源关系。龚自珍是汲取性灵派思想的人，他对晚明以来的启蒙文艺思想包括性灵派的诗学思想予以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并汲取了性灵派主真性情的观点。他明确主张诗“陶写性灵”(《述思古子议》)，此“性灵”就是性灵说的真性。
值得一提的是刘氏以诗话一卷的篇幅录评蒋麟振《如园诗稿》。刘氏对蒋麟振所选《明志集》《思文》十之五六首、全部《感旧》、《怀古》，《闲情集》其十之七八首诗作进行解说及评点，他认为“宰棠先生诗则真情流露，诗情韵律，两皆得之”[35]。其中宰棠所作《题袁随园集》可见其对袁枚诗作和诗论的态度：
不求黄白不参禅，游戏人间八十年。最是急流能勇退，干元九二见龙田。
绝后空前见性灵，灵光到处半天青。即非红日当头照，亦是卿云烂熳星。
遗像西泠鬓发苍，一行仕女共扶将。马卿前事龚生后，并老温柔孰短长?
随园片石尚残阳，衰草荒烟莽断墙。独往鸡鸣山下路，绿蓑红粉并苍茫。
清同治、光绪后直至民初，诗坛皆以讥袁为风，更有甚于袁卒后之嘉庆、道光。而宰棠先生处于此思潮中，竟不为诸老所左右，亦可谓独立不移。刘氏以为“宰棠之评赞，实获我心”[36]，并品评蒋宰棠《闲情集》，“于此小处，疵摘虽多；转观其大，窃谓可与王彦泓(次回)、吴伟业(骏公)、黄景仁(仲则)、孙原湘(子潇)、龚自珍(定庵)并驾千秋，而自树一帜。”[37]刘氏以为蒋宰棠诗歌与表现真性情的上述诗人诗歌“并驾千秋，而自树一帜”，他对蒋麟振诗歌的推崇不言而喻。
虽然刘氏推崇袁枚的性灵说，但却不独钟与袁枚“性灵”说有关的诗人，对其他派别的诗人亦表现出兼容并蓄的诗学批评态度。如刘氏指出纪河间《阅微草堂笔记》为举世无双之作。以为清吴锡麒：“亦颇中听，其诗佳妙，匠心独具，变化多端，直可惊天地，动鬼神也。”[38]针对“世多崇杜陵诗史，以《三吏》、《三别》为宗尚”的情况，以为“实不过乃简陋之速写……迨吴伟业(梅村)出，始一空前古，不唯同时之钱谦益(牧斋)、龚鼎孳(芝麓)未可并驾……即后来樊增祥之《彩云曲》……王闿运(壬秋)之《圆明园词》、王国维(静安)之《圆明园词》亦难与抗衡也”[39]。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
20世纪的前半时期，尽管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旧文学构成了很大的冲击，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地位的崛起，也使得诗文的正统地位相应沉落；然而，这对人们研究清诗的兴趣似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由于处于清诗研究的初创时期，当时发表的文章，以诗人生平轶事与著述概况的介绍性文章为多，具有理论性和深度的论文比较少。在此，汪囯垣和钱中联在清诗创建方面颇值得一提：“汪国垣先生与钱仲联先生，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成为众所瞩目的清诗专家了。”[40]汪囯垣有关清诗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清代江浙诗派概论》(《国学年刊》1926年第一期)、《梦苕庵诗话》等，是清诗研究的鼎力之作。以此来反观《雕虫诗话》，刘氏创作此诗话时仅为初出茅庐的青年才俊，其国学功底、家学渊源都难以企及汪囯垣、钱中联等，但纵览《雕虫诗话》，刘衍文对清诗所持有的不同于历代诗作的观念以及他对诸多清代诗人诗作的赏评和总结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和现代批评思维却非一般的诗学总结之作所能企及。《雕虫诗话》表现出可以与汪囯垣《光宣诗坛点将录》、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相媲美的诗学品评眼光和诗学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