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繁衍之辨驳

词的起源和形成，词体词律的发展演进，也是《词史》重点关注所在。刘毓盘讨论词的起源虽不尽精密，但足供启发处不少。探讨词的起源一般从它的声乐和字句形式两方面考察，可贵的是，《词史》能结合这两方面进行论述，这已比清代以前的学者高出一俦了。刘毓盘认为词的起源起于诗与乐府之分，认为词是乐府之遗。现代学者如郑振铎、龙榆生等人认为词与唐前乐府完全是两码事，然而讨论文体形式的起源，既不能太泛化，也不必完全坐实于一端。唐以来的燕乐系统对词体形成当然是有绝对的影响，但齐梁乐府中的确包含了早期词的一些形式，从后来的词调来说，也不乏齐梁时已经形式的曲调。姜亮夫已经注意到就算是齐梁之时，胡乐已经渗透到中原的清乐之中，则齐梁乐府与汉魏乐府相比，本已有很大不同^[6]。刘毓盘虽然没有注意到民族音乐之间的互渗关系，但对于词体声韵的演变还是有敏感的认识。例如他对于梁武帝《江南弄》换韵的分析，对《女儿子》、《休洗红》在唐代叠用虚声词的认识，均表明词之源于乐府是有据可循的。从形式上言之，刘毓盘也注意到语助词自南朝迄唐的沿袭，这同样说明词的起源之一是乐府是可能的。

刘毓盘对词体形式的考量也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讨论词的句式的由齐言句到杂言句，由五、七言句到多言句的过程；一是讨论词调押韵和平仄的演进特征。从第一方面来说，刘毓盘认为词的句式有一个从五言绝句到五言六句、五言八句，再到六言四句、六言八句、六言十句，再进而到七言六句、七言四句，最后在七言绝句的基础上增字、减字进而演变到各种杂言句式的过程。这样的讨论当然胶柱鼓瑟，也不符合词体演进的实际情况，刘毓盘所举六言句多为中晚唐甚至五代时作品，而可唱之词如《杨柳枝》、《浪淘沙》等却均是七言绝句，且早在中唐以前就已经流播人口。当然，七言绝句的基础上增字、减字还是有可靠依据了，后来的长短句形式也多在五七言的基础上繁衍变化。从第二方面来说，《词史》颇涉及到对《词谱》、《词律》等书的辨驳，这类辩证在第二章至第四章尤多。如《乌夜啼》七言四句词当补入《词谱》，《怨回纥》、《生查子》、《醉公子》三调句式相同而韵式不同，《谪仙怨》当作词看补入《词谱》，冯延巳《抛球乐》源自《回纥曲》而《词谱》不明等，均有可取。刘毓盘言“转踏”词尤其精详，远胜前人，且极有意义。刘毓盘认为“转踏”源于宋仁宗时春宴、秋宴之舞乐大曲，皆以数词连合而成。凡“转踏”词皆须有致语、口号、放队之曲词。帮“转踏”各词间不仅有意义上的关联，也有乐曲形式上的联系。刘毓盘的这种详细梳理不仅让我们对联章词的形式可更丰富的理解，而且对于词曲之嬗变也有更深入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