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传统词学批评每以摘引式批评和感发式批评为主要批评方式，《词史》虽然在彰显词史、词心方面有其独造，而批评形式无异于古代学者。民国二十年代末迄三十年代，适为词学之现代转型期，[11]刘毓盘《词史》之后，又有几部著作步其余轨，而在词史研究上颇有一席之地，最著者为吴梅《词学通论》和王易《词曲史》。
《词学通论》1933年印行，共九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至第五章述词体声律与作法，第六章至第九章述唐五代迄明清词。词史内容近四分之三，故亦为词史之作。其论词人词史也多摘引、点评。如评温庭筠词，先后引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张惠言《词选评》、彭孙遹《词统源流》语，以证温庭筠词沉郁之思，怨诽不乱之意。此亦可见吴梅词学从常州词派而来。再如评苏轼词，先后引晁补之、陈与义、胡仔、《四库提要》语，证东坡词卓越之处，再断以己语，认为东坡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12]。可见吴梅词学观之通融，与刘毓盘有同声相应之致。
吴梅词学独断之能似过于刘氏，主要在于其词史论述中自为评点之语远较刘氏为多。吴梅兼擅词曲之学，青年作词之时又常请益于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诸老，耳提面命[13]，故对词浸淫日深，对历代词人评鸷多有造微之论。[14]如评贺铸词，观点多从陈廷焯来，但其中评《行路难》(缚虎手)一阕，卓识似过于前人。其评云：“至《行路难》一首，颇似玉川长短句诗。诸家选本，概未之及。……与《江南春》七古体相似，为方回所独有也。要之骚情雅意，哀怨无端。盖得力于风雅，而出之以变化。故能具绮罗之丽，而复得山泽之清。”此论可谓深微。再如评周邦彦“沉郁顿挫”之特点，举《瑞龙吟》(章台路)以证之，评点章法，层层深入，凡四百余言，前代评家几无此者，这无疑是现代词学鉴赏之学的先驱。
关于词史的论述当然也是该书的重点，其每章每节之前都有对本时期词史演变的总述。如北宋词，吴梅有“八家”之说：“余谓承十国之遗者，为晏欧。肇慢词之祖者，为柳永。具温韦之情者，为张先。洗绮罗之习者，为苏轼。得骚雅之意者，为贺铸。开婉约之风者，为秦观。集古今之成者，为邦彦。”此论虽片言只语，然而立论闳通，已为当代研究者所深许。其论南宋词则有“七家”之说，七家为：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如评张炎词，颇为平正。其云：“玉田词皆雅正，故集中无俚鄙语，且别具忠爱之致。玉田词皆空灵，故集中无拙滞语，且又多婉丽之态。自学之者多效其空灵，而立意不深，即流于空滑之弊。”此论对清代以来效法玉田者颇具针砭，亦对常州词派误解玉田有正名之效。吴梅进而列举玉田诸词，一一评点其风格，以见立论不虚。评《湘月·山阴道中》等词“皆精警无匹，可与尧章颉颃”。评《迈陂塘》“沉郁以清超出之，飘飘有凌云气概。”评《三姝媚·送舒亦山》“语带箴规，又复自明不仕之志”。可见，吴梅在词人批评的缜密和客观是超过了刘毓盘的。
对清词的论述可以看出吴梅词史观的文学史高度。《词学通论》中关于清词论述有三十多页，总数超过全书的五分之一。清词中兴之义清人虽已明之，而反映到词史著作中来，《词学通论》可为代表。例如其论清初词风之转变，云：“清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之气。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鬯。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糅杂，渔洋数载广陵，实为此道总持。迨纳兰容若才华门地，直欲牢笼一世。享年不永，同声悲惋，此一时也。竹垞以出类之才，平生宗尚，独在乐笑，江湖载酒，尽扫陈言，而一时裙屐，亦知趋武姜张。叫嚣奔放之风，变而为敦厚温柔之致。”此间论述涉及清初云间词、阳羡词、广陵词迄浙西词派之转变，脉络显然。
至于《词学通论》尊体之旨，亦贵寄托而尚声律，与刘毓盘氏如出一辙。吴梅论词旨，一则以沉郁，一则以品格。沉郁论词书中比比皆是，品格论词则显严苛，如评柳永词“实不可学”，评史达祖词“然则词人立品，为尤要也”。评刘克庄词“词品实不高也”。吴梅尚声律，《词学通论》第二章《论平仄四声》、第三章《论韵》、第四章《论音律》皆论词之声调格律，其辨入叶三声之理，辨词韵分部，辨十二律及中西音律之通，辨随律押韵之理，均有独到之处。
王易《词曲史》1931年定稿，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与《词史》和《词学通论》均为同期著作。《词曲史》共十章，专述词之起源和词史演进者五章，即《溯源第二》、《具体第三》、《衍流第四》、《析派第五》、《构律第六》诸章，其他几章也涉及词学讲述。究其篇幅，占全书四分之三以上。因而，说其为词学专著并不过分[15]。
论词之起源，王易之说近乎刘、吴二氏，可置之不论。论词体之形成则注重五七言诗转变为长短句之规律，与刘毓盘近似而尤详之。如对于慢词演变之迹，王易所论较前人公允。他认为对“旧传所谓慢词，稽其时代之先后，察其气体之工拙，寻其进展之轨辙，庶可得其较实之迹象焉”[16]。以辨伪之法治词，可谓超出侪辈。故而他对于最早慢词为杜牧《八六子》之说或后唐庄宗《歌头》之说皆存而不信，对于《全唐诗》所载吕岩《沁园春》等慢词，也认为“殆出后世道流依托”，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可谓极具洞见。王易认为推究慢词之变当着眼于三种总集文献：《花间集》、《尊前集》、《云谣集》。其认为《花间》、《尊前》中词，如《金浮图》、《秋夜月》、《中兴乐》、《离别难》、《凤楼春》、《何满子》等词“按其均节。引近之属也。”而《云谣集》中《凤归云》、《洞仙歌》等作，王易据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所存后唐及宋初律历，认为敦煌曲子辞“自难悉认为唐人遗籍，此杂曲应是五代之末或宋初教坊四部所奏，而为宋慢词之先声耳”。行文至此，我们对王易之考证精神和科学精神不能不由衷佩服。
王易对词坛流派的把握和词史发展的关键起落常能得其肯綮，深中鹄的。如宋初词坛，王易指出，范仲淹“《剔银灯》更议论慷慨，导苏辛之先路矣”。欧阳修“至其《朝中措》平山堂饯刘原父一首，尤豪放开东坡之先声”。北宋末年词坛，王易也说：“殿北宋之末，而集其大成者，有二人焉，曰周邦彦、李清照。周起于南；李出于北。周气体高丽，李清味精永。盖异趣而不为歧，同能而不相掩也。”此类评论，皆持之有故，惬当公允。
在清词的论述上，也体现了王易融通包容的词学观念。例如清初词，他既注意到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分立两派之事实，也注意到王士禛、毛奇龄、尤侗等宗法《花间》之别调，还注意到纳兰性德、顾贞观等追求情致之词人。晚清词坛，王易也并不认为常州词派一枝独秀，而认为“有若重词韵者，重气势者，重寄托者，重声律者，无不备也；主南宋者，主北宋者，主唐五代者，主乐府风诗者，无不具也”。这一认识应当对我们当代的清词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王易的词学方法和词学观念尽管与刘毓盘、吴梅他们有所不同，但词学批评的方式仍然一若刘、吴，仍是以感发式批评为主，而兼摘引前人评语，往往三言两语间道出词人妙谛，这大概表明了词学传统的顽固性。如论姜夔词，广引陈郁、黄升、张炎、沈义父等人语，而后以己语断之：“今观其词，语无不隽，意无不婉，韵饶而气能运，字稳而情不沾，真词苑之当行，后生之膏馥也。”这种评论方式与刘毓盘、吴梅等人并无异辙，与清代以来的词学批评也无大异，体现了词学批评方式在晚清民初的一脉相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