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淫书”说的策略
《红楼梦》因其擅写儿女私情，长期以来被视为诲淫之书，直到民国年前还有人重谈此调。最为典型的是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将张新之“深得《金瓶》壸奥”的意见发挥得淋漓尽致，处处坐实《红楼梦》的淫书之名。其实，真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对其持“淫书”偏见的永远只占极少数。《红楼梦》的“淫书”之名，与其说是以一种观点，毋宁说是一种弥漫的气氛，一种沉淀于读者群体中的一种或多说少会的集体无意识。尽管大多数读者阅读《红楼梦》时，都不大理会阚铎等人的臆说，但无论如何，对于谈性色变的民族尤其是知识阶层来说，一部小说一旦曾经被扣上“淫书”的帽子，便有划归另册之虞。为此，民国小说话中多有为《红楼梦》辩诬者，力图将其诲淫罪名淘洗尽净。与主淫说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一部小说话完全为证明《红楼梦》的清白而作。这可以理解为小说话作者的一种策略，若与《红楼梦抉微》等书直接针锋相对，唱对台戏，难免此地无银，越描越黑，反给对方以口实。民国小说话对《红楼梦》“淫书”说的辩驳散见于不同文本中，虽看起来零碎散乱，统而观之，却是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解构其诲淫的争论。大体说来，其辩驳淫书说的策略可归为以下三种。
1.力证书中秽亵之笔皆无关宏旨。辨明淫者为谁，为何写淫。《红楼梦》中确实存在秽亵之笔，有关于性事之描写，也刻画了几个言行龌龊的人物。这是任何研究者都无法否认的。要证《红楼梦》以清白，首先就是要正确看待这些笔墨的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李涵秋的看法：
《红楼梦》刻画情字固是细腻，其写宝黛尤极高尚，无秽亵笔墨损其人格，使读之者但觉其婉娈可怜，与一味淫啼浪哭者截然不同。享大名而传奕世，正自有故。虽然，社会不能有君子而无小人，戏剧不能有生旦而无小丑，荣宁两府中不能仅有宝黛而无贾琏、薛蟠一辈人物。夏金桂与多姑娘，彼亦出其余力，形容尽致。若在今日不得谓非有伤风化，徒以其书卓绝千古，与《金瓶梅》、《肉蒲团》专写男女秽态者大异，是以人多谅之。吾则以为不如是则伸纸濡笔，撰名人言行录足矣，小说云乎哉?[9]
李涵秋这里明确指出《红楼》所涉的秽亵之笔多集中于贾琏、薛蟠、夏金桂、多姑娘等次要人物身上，这些人物的言动行止绝不足以代表全书的思想意趣。书中的主要人物如宝黛等人，“无秽亵笔墨损其人格”，能给读者以绝大的精神感染与美感享受。实际上，《红楼梦》之所以能享大名于世，也正是因为对宝黛等充满青春气息，满含生命活力的青年男女的成功刻画。至于书中的几处秽笔，在李涵秋看来，完全是《红楼梦》作为一部“社会小说”的性质所决定的。大千社会中有淫秽之事，《红楼梦》自将其纳诸笔下，刻画尽致，正是作者功力之体现。小说的特质，也决定了其描写的故事不能有善无恶，有正无邪。因此，小说中出现几处秽亵之事是非常正常的，不能因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盯着那几处描写而忽视《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无异鼠目寸光。李涵秋为民初著名小说家，其名作《广陵潮》同样描写社会世情、儿女恩怨，对小说创作规律深有会心，其关于《红楼梦》的这番话自是甘苦之语。
2.明辨情、淫之分，明确《红楼梦》情而非淫。《红楼梦》以写情擅长，又曾以“意淫”二字来评价贾宝玉，便有人以此为其冠以淫书之名。张新之就望文生义地说过“《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意淫”一字应为曹雪芹所创，虽学界对其具体含义尚有争论，但基本上都认同其更多的是精神领域的情感表达，与警幻仙子所批判的“皮肤烂淫之蠢物”的肆欲丑态是皆然不同的境界。即言之，“意淫”不属于淫之范畴，可视之为情。辨明情与淫的界限对于理解《红楼梦》的主旨极其重要，姚光石子即以此来反驳对《红楼梦》的污蔑，他说：
群多称《红楼》为诲淫之书，余平生最反对此种谬说。其主张此议者，盖不知情与淫之别也。旧小说之下乘，姑不具论。即高如《西厢记》等，亦不免于苟合，此则近于诲淫者也。《红楼》中凡值宝黛相逢，每有一片缠绵悱恻之情，与不忍辜负之苦心，而终不及于乱。《诗》之所谓好色不淫，发乎情而止乎礼，宝黛二人有焉。故情淫二字，判若霄壤也。[10]
在其看来，宝黛二人的言行是绝不是世人痛斥的淫，反而是“情”的代表。这种情感“缠绵悱恻”“不及于乱”的情感表达方式实际上与儒家所崇尚的情感表达是同一尺度的。针对以道学自居的“淫书”之诬，姚光石子的反驳非常有力，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气象。持《红楼梦》为淫书的看法者，其理论依据不过就是经后世儒者敷衍出的纲常伦理、男女有别的教条，姚光石子却直接从儒家原典中寻找理论依据，足以驳倒对手。姚光石子和阚铎二人同为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旧式文人，对《红楼梦》的看法却有此天壤之别，本质上还是反映了传统文化内部的歧异与悖谬，也是儒学发展不同阶段的展现。即以姚光石子你提到的《诗》尤其是“国风”为例，汉宋儒家对其的阐释绝然不同。其中的某些篇章，以毛、郑为代表的汉儒推崇其温柔敦厚的风格，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则对其有“淫奔”之诮。姚光石子与阚铎的分歧，一定程度可看作是汉宋之别在《红楼梦》评价上的体现。所不同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姚光石子敢于正视“情”、宣扬“情”，而不像汉儒那般一味回避或试图将情比附为其他物象，尽管如上文所说，他也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在劝惩，“情”的书写不是第一宗旨。
3.由此及彼，借私情而言他。《红楼梦》以写情见长，其对爱情的歌颂与精微的描写已成为今天的共识。民国时期，虽也有不少人已承认《红楼梦》精湛的情感表达，却羞于认同其对爱情的礼赞。刚从古典时代走出来的学人们，总想着对《红楼梦》中的情字加以发挥，赋予其超越爱情之上的含义。最典型的是陆颠僧《红楼新语》中对情的议论，就是专门反对仅从男女之爱上做文章。“情之一字，世多误解，不知父子主孝，君臣主敬，兄弟雍睦，夫妇唱随者，情之正也。今人专以情字从女色解，谬矣。”[11]陆氏对“情”的理解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印痕的，受唐代李翱在《复性书》影响深刻。李翱就曾指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12]，可见“情”之一词所指示的范围何其辽阔，远不局限于儿女私情一端。陆氏所说的“情之正”，就力图将人之感情往纲常礼教方面引导，合乎其“劝惩”说的本义。而“情之正”一说其实也是由《复性书》而发，李翱屡次提到情的邪之本质，说“情本邪也，妄也，邪妄无因，人不能复”，陆颠僧在这里拨“邪”反正，认为在《红楼梦》中可以看到情之正，本身就是对“淫书”说的有力反驳。至于本来着力彰显儿女之情的著作何以有如此广阔的阐释空间，恐怕只有从又玄子的《浪史叙》中得到解释：“天下惟闺房儿女之事……千载不灭，何为乎?情也。盖世界以有情而合，以无情而离……盖忠臣孝子未必尽是真情，而儿女切切，十无一假，则《浪史》风月，正使无情者见之，还为有情。先笃于闺房，扩而充之，为真忠臣，为真孝子。”[13]归根到底还是与儒家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顺序相契，夫妇之道为事功的起点。如此一来，歌颂爱情的小说似乎也有了获得经典庇护的资格。
“反者道之动”，从回应攻击的角度与辩词往往更能看清其所维护的事物的本质。就名副其实的“淫书”——明末流行的艳情小说而言，当时也有人对其“淫书”之名多有辩护甚至百般推脱。其辩护理由，据学者归纳有以下几种：“因果说”、“以淫止淫说”、“注史说”、“借鉴说”、“刺世说”、“文妙说”[14]。其论辩策略或沿用陈腐观念，大而无当；或巧立奇说，惑人耳目；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问题的本质，均难以给其中大量的淫秽描写以合理的借口，自然没有也不可能洗白艳情小说。而以上民国小说话对《红楼梦》“淫书”说的辩白却大不相同，无论是论性描写的地位，还是辨情、性之别，或者是谈情之寓意，皆是正面回击，件件直击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