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小说话关于《红楼梦》“劝惩”主题说的意义
民国小说话对《红楼梦》劝惩主题的阐发，非但在作品思想内蕴的发掘上与现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大相径庭，其立足点也非常值得玩味。《红楼梦》文本研究中常见的关照对象是以宝黛为代表的年轻人，对荣宁二府的设定多趋于负面，对贾府的瓦解崩溃也常抱着乐见其成的态度。从这个角度出发，劝惩主题无从谈起，因为劝惩的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大家族原有秩序的维护，对宝黛等人逆反苗头的控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阶级叙事中，荣宁二府俨然是封建秩序的代表，宝黛是封建堡垒内部的掘墓任。在这种语境下，劝惩主题说更是明日黄花。如果说常见的《红楼梦》研究倾向于赞赏青春、反抗、爱情等元素，是一部青春颂歌的话；持劝惩主题说的民国小说话更青睐于稳定、秩序、教化等封建老调，宛如板着面孔的家训戒律。今日的读者无论在感性还是理性上，无疑更认同于前种表述，但究竟孰是孰非，还是切莫太早下结论。《红楼梦》的魅力即在于其有无数的阐释空间，以宝黛为主角的论说固然可以倾动读者，那么维护家庭的论调在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里亦有其合理之处。民国小说话的作者们实际上也没有将劝惩说局限于家庭范围内，而是沿着家国同构的固有逻辑，以《红楼梦》来关照当时的时事以及各种流动的社会思潮。如程骏崧在《红楼絮语》中就直接道出其读《红楼梦》的启示：“深愿今之大家巨第，保持着平衡，勿太骄奢，常引此为戒。凤姐管理家政，总算肯负责任，肯吃劳苦。究竟精力有限，耳目难周。因之手下人的营私无弊、鼠窃狗伦一类的事情，亦层出不窃。讲到中国现在的政治呢，也就不啻为之写照。”[13]以《红楼梦》这样一部描写家庭兴衰的小说来映照时代大局、反观社会趋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已成为主流甚至僵化的论述模式，而民国小说话的作者却早已尝试这种宏大的论述方法与视野，尽管其立论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民国小说话中对《红楼梦》“劝惩”主题的阐发，在立意上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思想主潮如新民、启蒙、革命等背道而驰，但究其实质，同属于社会批评的范畴，其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与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中表现出的功利主义批评异曲同工，其强烈的参与现实的意识也与后来以阶级视角来剖析《红楼梦》的做法毫无二致。至少在对《红楼梦》价值的现实发掘上，民国小说话的“劝惩”之说的力度绝不弱于之前小说界革命中《小说丛话》等对于《红楼梦》的民族革命意识的彰显，也不逊色于后来以《红楼梦》为话题来抨击封建秩序、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冲动，在功利主义红学批评谱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再联系到上世纪末以来蔚然兴起的职场红学、商场红学、情场红学……等一大批断章取义的“红学”著作，民国小说话中的某些表述早已着鞭在前。《红楼梦》的劝惩之说，在主流红学叙述话语中已渐被有意无意淡忘，但其内在理路却传承至今。至于此说能否成立，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民国小说话对其表彰之功，对红楼梦主题的丰富与深化，却不容抹杀。
【注释】
[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3]俞平伯：《〈红楼梦〉底风格》，《红楼梦辨》，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3页。
[4][德]汉斯·罗伯特·尧斯：《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王卫新译，《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第142页。
[5]静恬主人：《金石缘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291页。
[6]文康：《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页。
[7]据李奎：《新加坡〈振南日报〉所载“红学”资料述略》(《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5期)，陆颠僧：《红楼新语》与署名翰飞的《石头记杂说》多有文字雷同之处，其间必有剿袭。因笔者未见翰飞《石头记杂说》原文，且其亦作于民国年间，属民国小说话。故两者文字相同引《红楼新语》，亦不影响本文结论。
[8]境遍佛声：《读红楼札记》，《语丛》，1917年3月第1期。以下引用的《读红楼札记》均出自此，不再赘引。
[9]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10]陆颠僧：《红楼新语》，《金钢钻月刊》，1933年第1卷第3期，以下引用的《红楼新语》均出自此，不再赘引。
[11]李渔：《闲情偶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12]枫隐：《小说蠡测录》，《新声》，1921年第4期。
[13]程骏崧：《红楼絮语》，《申报》，193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