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派诗”的传统资源。
“五四”前后白话诗的兴起，一方面是受到翻译国外诗歌的影响，另一方面吸取民间歌谣的新鲜活泼气息，文人诗歌则被视为是与“白话文学”相对的“文言文学”而受到贬抑和排挤，“新体诗”往往从词曲中汲取资源而有意切断与文人诗歌传统的联系。
对于“新派诗”的传统资源，胡怀琛有独特的认识，其兄胡朴安在《〈胡怀琛诗歌丛稿〉序》里引述胡怀琛论诗说：
今人谈诗，多以民歌为主，或又以乐歌为诗之正宗，而余以为宜区为三类：一民歌，二乐歌，三文人诗。盖陶元亮及李杜之作，非民歌也，亦非乐歌也。然谈诗者不能弃而不取，此所谓“文人诗”也。“文人诗”始于苏李，直至今日，代有作者，旧以“文人诗”为正宗，固非也，今弃“文人诗”不道，亦非也。
胡怀琛的“新派诗”就是从民歌、乐歌、文人诗中寻绎有活力的传统和再生的资源。当然，胡怀琛也重视国外诗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他就曾撰著过一部《海天诗话》，认为“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欧西诗人思想，多为吾国诗人所不能到者”，但是“译而求之，失其神矣。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按文而译，斯不足道矣。……大抵多读西诗以扩我之思想，或取一句一节之意，而删节其他，又别以己意补之，使合于吾诗声调格律者，上也”[23]。也就是说吸取其精神实质，而合乎中国诗歌固有的形式法则。这与此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直接用外来词语嵌入诗歌里，“已不备诗家之资格”(梁启超《夏威夷游记》)，是完全不同的。《大江集》收录胡怀琛11首译诗，都是采取如今人所谓“意译”的方式，近乎中国的古诗。
但是胡怀琛更为着力的，是探索中国的民歌、乐歌、文人诗对于“新派诗”的价值。据他的《中国民间文学之一斑》记述，早在民国六、七年(1917、1918)时，胡怀琛就对民间故事发生兴趣。“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收集民间歌谣成为时尚，但是对歌谣进行真正的理论研究的专书，则以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年9月初版)为最早。该书阐述古谣谚、抒情短歌、叙事长歌的类型和演变。关于民歌的性质，他说：“流传在平民口上的诗歌，纯是歌咏平民生活，没染着贵族的彩色；全是天籁，没经过雕琢的工夫，谓之民歌。”(第2页)一切的诗都发源于民歌，后世的文人诗，也脱不了民歌的彩色。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民歌的新认识。他的《大江集》中《采茶词四首》、《饲蚕词四首》都是有意地学习民歌，带有民歌的气息。胡怀琛非常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提出：“诗不可以离乐而独立，诗离了乐便是普通的言语，不是诗。”在《新派诗话》中他甚至说：“不读旧体词，不能做新诗；不读古乐府，也不能做新体诗。”[24]《胡怀琛诗歌丛稿》收录他的《今乐府》五首，并由他人配上乐谱，是他在“乐歌”上的尝试。
胡怀琛说：“今弃‘文人诗’不道，亦非也。”他则较早探讨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的白话诗传统和可以滋养“新派诗”的精神元素。白话诗古已有之，这是胡适等人的基本看法，如胡适1922年撰著的《国语文学史》，就试图勾稽白话诗、白话文学的历史。胡怀琛于1921年、1922年编纂数种古人白话诗选，可谓异曲同工，既确证白话诗歌的历史传统，也为当前的白话诗创作提供范本。在《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一文里，他提出白居易、范成大、陶渊明、陆游、杨万里是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同时辨析当时新文学家所提出的邵雍和寒山不是白话诗人，认为邵雍的诗偏于说理，寒山的诗更完全是佛偈，“白话虽是白话，诗却不是诗”[25]。他坚守诗歌的抒情性本质，认为白话诗，既要是“白话”，更要是“诗”。在喜爱的众文人诗中，他尤其推重白居易。他剖析“旧诗的利弊”，说古代大多数诗人都不知道诗的价值，拿诗当作一种玩好品，“若说到真知道诗的价值，恐怕除了白香山一人而外没第二人”[26]，意即白居易的讽喻诗理论是真正认识到诗歌的价值。胡怀琛《论诗》之四说：“街头孩子村间妇，解唱香山粗俗诗。毕竟只怜长恨曲，谁知讽喻有微词。”《新派诗说》中又说：“旧体诗自汉魏而后，……能真知诗之为用者，白太傅一人耳。白太傅之《新乐府》以老妪能解之笔墨，写当世社会之形状，是即今日新体诗之特长也。”其用意显然是说白居易讽喻诗之写实性、通俗性，当为今日新派诗所继承。
胡怀琛关注“文人诗”，还发现了新诗中的“小诗”与传统的“摘句”之间的联系。“小诗”是新诗独秀的一枝，“在一切的新诗当中，要算是这样的小诗的成绩最好”[27]。当时一般论者认为小诗的蔚然兴起，一是由于被周作人翻译为中文的日本短诗的影响，一是模仿泰戈尔的《飞鸟集》。但胡怀琛不同意这种外来影响说，他说，泰戈尔的诗，理多于情；而中国人做的小诗，情多于理，“所以中国的小诗，并没有受太戈尔的影响，就是有也极少极少”[28]而且，在《日本短歌》及泰戈尔的诗输入以前，中国的新诗坛上，已经有了小诗，如康白情的《疑问》、郭沫若的《鸣蝉》等。于是他从传统诗歌中寻找现代“小诗”的源头，认为从《琴歌》以降的小诗，“是和新诗很接近的”，“此外我以为旧诗中有一种摘句，也很和小诗相接近”(《小诗研究》第58页)，即绝句的三、四两句，律诗的中间一联，都可以独立出来，成为小诗。他比较中外诗歌实质上的差异，中国诗的实质，除了“豪放雄壮的气概”一点不适宜于“小诗”外，其他四种“温柔敦厚的感情”、“神秘幽怪的故事”、“玄妙高超的思想”、“觉悟解脱的见识”，都宜于作“小诗”，而外国诗的实质“质实的思想”和“热烈的感情”，在普通的新诗里已经不容易融化，而在小诗里更不容易融化，或者可说是全用不着。所以，他一方面“希望做小诗的人，去读旧诗词，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小诗研究》第68页)；另一方面热情地说：“中国人用中国文字来写小诗，自然是容易成，而且容易好。小诗的前途，真不可限量啊!做诗的朋友们，努力吧!”翻检胡怀琛《大江集》和《胡怀琛诗歌丛稿》，就有大量的“小诗”作品，如其中《秋夜》一首，含蓄隽永，不失古诗意境，引录于下：
秋夜
半明半暗的月，一丝两丝的风。
一样风和月；——
但伴着一片虫声，便知道是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