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次民国传统诗话内容上关涉到词曲、民歌等俗文学方面的内容。例如南村《民权素诗话·摅怀斋诗话》先追述了竹枝词的来历及特点：“竹枝词本巴渝间俚歌，唐贞元中刘梦得守巴土，恶其里歌之亵陋，遂自著十二章，教市儿唱之。情词尽妙，于是艺苑中乃有此体。竹枝之作，其难殆不亚于诗，或且过之，盖其欲清新，欲隽永，而更欲雅俗共赏也。”[29]并举例说明世传之“‘收拾厨房挂着麻，红裙脱却步如车。邻东有事邻西去，记得姑姑要杏花’诸什是其正宗”[30]。品评两首竹枝词“垂髫弟弟慢前行，路在田边记不清。东岸桃花西岸柳，乱飞蝴蝶乱啼莺”“屋边包谷十分收，火炕焦干满竹楼。老土财东真享福，热伏常煮腊猪头”及《五溪竹枝词》为“隽峭可喜，而蛮溪土俗，因之可以想见矣”[31]。蒋抱玄在《听雨楼诗话》中录入了杨南村对竹枝词来历、特征等看法，并评价其“数语论竹枝词，颇有见解”[32]。夏敬观《学山诗话》介绍说明院本、杂剧的来源，并对杂剧段数、歌词、角名进行说明并引述多处资料考证[33]。刘衍文《雕虫诗话》对词曲的关注热情甚高，首先以梨园角色之类别比附诗人之诗：“李冰之正生也。李献吉正净也。李于麟、蒋心余、王仲瞿，副净也。正旦之青衣，王渔洋也。贴旦者，陆务观、袁简斋、赵瓯北也。花旦者，吴梅村、陈碧城、舒铁云也。老外者，苏子瞻也。老旦者，黄山谷也。”[34]并录虞淳熙《袁中郎解脱集题词》以梨园拟诗、板桥以梨园喻词及陈石遗以诗体喻梨园[35]以显示梨园喻诗亦各有所见、未可执一而定也。不仅如此，作者认为“以诗词及诗体拟梨园，实乃喻其小者耳。从古皆尝有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之说。于是有‘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讥”[36]。评述元张鸣善《双调水仙子》之曲[37]，并录入赵孟
与管夫人道升唱和调笑小词[38]等。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集丹初《菲律宾竹枝词》数首，录一首以见之：“千行银烛万家灯，绿女红男祝佛生。生佛一年三百六，乞将香水锡嘉名。”[39]孙雄《诗史阁诗话》辑录数十首反映都门日新月异的《新北京竹枝词》，摘取其中最有风趣者，如：“窄袖蛮靴色色新，招摇过市彼何人?比肩比翼徇西例，马走双头车四轮”[40]以及绮佛、窳庵两家七首极诙谐之趣诗作[41]等等。杨香池《偷闲庐诗话》录近人杨榆《竹枝词》与宋人《期郎》作比较，认为“两诗用意不同，而幽情密意各极其妙”[42]。以为：“民谣俗歌，余尝比之为山花野草，别具一种天然姿态，足以动人，自非牵文拘义、镂字凿句之诗词可比。特选其极堪寻味者。”[43]并录民谣俗歌如“龙养龙，凤养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黄金有价人无价，男儿无性铁无钢。”等十九首，增加了诗话的趣味性及通俗性。袁嘉谷《卧雪诗话》集“诗有以俚胜者，”如“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吏民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出夫”[44]等等，彰显了俚语入诗所带来的趣味性。曼昭《南社诗话》录陈元孝《耕田歌》：“耕田乐、耕田苦。……泥汩汩，水光光，二月稻芽，三月打秧。五月收花……”[45]清新自然却又情趣盎然。沈其光《瓶粟斋诗话》称“《竹枝词》与《柳枝》皆道风土及男女相悦之情，辞虽俚而意取新鲜，调虽悲而韵取连绵”[46]。诗话中因此集《饮冰室诗话》中《台湾竹枝词》数首，如“韭菜花开心一枝，花开黄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等等以及金曼虹先生三首《云间竹枝》[47]。录世俗谚语：“天下无难事，独怕有心人；高不来，低不就。”[48]不仅如此，沈其光还说：“自政体改革，社会趋重老农，风气为之丕变。诗人往往喜为秧歌，写乡村现代生活，不嫌其俚，盖亦古《竹枝》之遗也。”[49]并录《超伦》、《雪泥》、《夏令班学习听讲》数首秧歌，仅举一例以见之，如：“黄梅雨过插新秧，少妇分工脚手忙。道是绿氍毹上舞，不知人在水中央。”[50]屈向邦《粤东诗话》多记粤东民间风情习俗的资料，如称赞廖恩焘的《粤讴集》“融入新智识，新思想，欲以歌谣醒粤人”，又谓廖氏的“广东白话诗尤戛戛独造，一时无两，所作又富，以是名满羊城”，并举出其中的《赠友》、《咏张良》、《咏萧何》、《咏班超》、《咏范增》、《咏秦始皇》、《自述》等作，“可谓绝妙好辞”，可见屈氏对俗文学的态度[51]。上海会文堂书局于1919年汇编《诗词趣话》，汇集了自唐起，历数宋、元、明、清以至民国初年与古体诗词及俚俗曲词有关趣闻轶事。全书收集七百多篇趣话，大多记述寓有嘲讽、调侃意味，机智、灵巧，可逗人一乐。如书中所辑《湘中童谣》，传自明季，妙趣横生。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刘大白《旧诗新话》，《旧诗新话》是刘大白从1920年到1925年间在《民国日报·觉悟》、《责任》周刊、《文学周报》等报刊发表的论旧体诗词的文章汇集成册的。在《旧诗新话》中，诗、词、曲、歌谣并重，其对词曲、歌谣的关注，尤显刘氏对俗文学的关注。例如在刘大白对王实甫《西厢记》和董解元《西厢记》作简单比较，认为王本差不多从董本脱胎而来，有几处简直是翻译董本的，“实在不及董本”[52]。但作者认为不管董本还是王本都是按谱填的曲，都有音韵声调的拘牵。董本能填得这样好，王本能译得这样好，也自有其长处，而李日华《南西厢记》把王本改写得不成样子，可谓“点金成铁”了[53]。并辑录了元代管夫人的《我侬词》，作者认为这首词“首先是中国文学史上自由白话抒情诗的破天荒，其次即使放在现代新诗群中，也不失为上乘的作品，最后作者认为如此大胆的表现，可推为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抒情诗的第一首”[54]。刘氏对管夫人《我侬词》高度品评完全是站在新文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诗学品判。以上可见刘大白作为新文学的倡导者，其《旧诗新话》与民国诸多的传统诗话比较起来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其诗话品评之语几乎全用白话文，其文本中辑入了曲及兴趣盎然的竹枝词外，并录入了诸如《樵夫哭娘》“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听惯，为何娘不应”等民间歌谣。这种民间歌谣是不为历代诗话作者们所青睐的，刘大白之所以能够如此是为了实践自己诗歌革新的主张。这正如有学者说：“自一九一八年初，蔡元培侣导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北大日刊》开辟‘歌谣选’栏开始，以北大为中心兴起了歌谣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刘大白和鲁迅、李大钊、刘半农一起收集民歌，还借鉴民歌形式，尝试写民歌体的白话诗。在1923年出版的《旧梦》诗集中，就有‘卖布谣之群十首’和‘新禽一言之群十二首’，是华仿歌谣体进行创作的。故1920年10月发表的《樵夫哭娘》和《闽风篇》这两则诗话，当是他在歌谣运动中的必然之举。除此之外，1921年2月所发《华山畿和杨柳枝歌》，3月所发《姑恶》，1922年12月所发《情诗》、《郑风淫》，1923年所发《木兰诗》、《李波小妹歌和陇西行》、《钱山歌》、《从古墓中掘出抒情诗来》等等，也都是关于民歌民谣的评论。用现代文学批评的眼光来评价古代的民歌民谣，把它们当成自己新诗创作的借鉴和新诗理论的旁记，这是前所未有而且相当符合‘五四’时代潮流的。”[55]由此来看，刘大白《旧诗新话》对俗文学的关注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一股新潮流，也使《旧诗新话》新旧统一的特点得以彰显。而值得一提的是赵元礼《藏斋诗话》在录入僧人智能一绝“浊酒浑浆丐一杯，欢颜但博阿娘开。着娘微醉扶娘睡，不敢温经独坐陪”后，也同刘大白《旧诗新话》一样录入某《哭母诗》：“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并品评为：“以上两作，读之未有不凄然生感者。”[56]在此，作者录入民间歌谣《哭母歌》，并认为其具有与绝句同样的表达效果，可见赵氏开放包容的诗学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