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民国传统诗话的现代品质

吉首大学　彭继媛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历时久远的过程，它发端于明末清初，至今仍未停止。而民国时期(1912—1949)的中国在强劲的西风吹拂下，社会、文化、文学、诗学等各个领域莫不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异变过程。其中我国文学理论由传统文论到现代文论的异变结果是苦涩的，即数量繁盛的传统古诗话被不分良莠地忽视了^[1]，代之而起的是全新的现代文论及西方诗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这场抢夺与捍卫诗学权威的战斗中，旧的诗学论著凭借其高贵的血统、久远的历史，依托古典诗歌等文体堡垒，默默鄙弃抗拒着新式的话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拂去历史的尘埃传统古诗话却也在历史的角落中无声无息地闪熠着现代新奇的光芒，两百余本民国诗话^[2]中有高旭《愿无尽庐诗话》、胡怀琛《海天诗话》、吴宓《空轩诗话》、范罕《蜗牛舍说诗新语》、钱仲联《梦苕盦诗话》等少部分诗话与晚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一样在诗话写作的历史长河中别开生面，均具有新诗话的性质，而即便被认为墨守传统的陈衍《石遗室诗话》、王逸堂《今传是楼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等等诗话也在古旧壁垒之间透露出现代气息。这正如张寅彭在《新订清人诗学书目》附录民国时期诗学著作目录共计一百六十六条时指出：“此一类著作，得承晚清旧体诗创作大复盛之势，又隐得其时西学大炽背景之助，故其说或被指为保守，实于旧体诗之总结，已颇有新义可采。”^[3]此可采“新义”体现在民国诗话即为在西学大炽、新旧诗学话语激烈对抗的文化背景下彰显的现代性，具体体现为其中一些民国传统诗话批评对象的变化所导致的批评文本的嬗变，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民国诗话在西学东渐潮流中批评对象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