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宋诗派：由不俗之人到不俗之诗

今日文学史中所言“宋诗派”“同光体”之概念，实际上均出自陈衍本人对清代宗宋诗学之发展的梳理与建构。他将这一历史过程表述为：

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㝦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闿运)，则为《骚》、《选》、盛唐如故。都下亦变其宗尚张船山、黄仲则之风。潘伯寅、李莼客诸公，稍为翁覃谿。吾乡林欧斋布政(寿图)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盦，浙派中又分两途矣。

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

——《石遗室诗话》卷一

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文简标举神韵，神韵未足以尽风雅之正变。……文悫言诗必曰温柔敦厚。……祁文端学有根柢，与程春海侍郎为杜、为韩、为苏黄。辅以曾文正、何子贞、郑子尹、莫子偲之伦。而后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诣。

——《近代诗钞叙》

事实上，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已开始推崇宗宋，广义的“宋诗派”经由厉鹗浙诗派到翁方纲肌理说的发展，在前期神韵、格调诸说主导的宗唐氛围下始终未曾断绝。与“以才学、议论为诗”“以俗为雅”的宋诗遥相呼应，诗本性情、诗中应有学问是各时期宗宋诗人的共识。直至道、咸时期，宋诗的势力借由程恩泽、祁㝦藻、曾国藩等上层士人的提倡得到了空前发展，何绍基在《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等一系列论文中明确建立了以“不俗”为核心的宗宋诗学理论。陈衍对于“宋诗运动”的刻意建构，很大程度上是要为《近代诗钞》所依据的诗学观念寻找可靠的理论基点。暂不论此种表述具有多少客观性，既然同光体与道咸“宋诗派”之间的理论联系是陈衍主动建立的，通过对比何绍基与陈衍对“不俗”诗论的不同表述，其中差异定是陈衍主动调整的结果。

何谓“不俗”?在《使黔草自序》中，何绍基提出了“人与文一”的观点：“立诚不欺”，“真我自立”，“人成”而诗文之家方可成。先有不俗之人，方能有不俗之诗：“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5]平日里广涉经史，明理养气，使真性情“固结到身心上”，方能成为不俗之人，进而施以作文之法度、工夫，便能“说自家的话”，“使天下后世见其所作，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6]，成就不俗的诗作。“不俗”的创作应是因真性情成诗，而非毫无主见地模仿、因袭外在典范。此外在方法论方面，关于使诗作“不俗”的具体艺术技法，何绍基并未多言，反而重点强调了“读书”为“成不俗之人”的最佳途径：学问可涵养性情，读书则必重经史，以使自己的诗作能有“正经性情道理寄托”。“道理熟，功夫熟，未有遇题而无诗者，道一本而万殊，遇题无诗，到底是理之万殊者，未看得博想得穿耳。”^[7]。客观来讲，何氏对“成人”的关注度远高于“成诗”，“成诗”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成人”的一种方式。

“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8]陈衍继承了何绍基“不俗”论的基本定义及框架，一方面提出“诗中有人在”^[9]，强调以真性情抵抗流俗、张扬个性；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主张“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10]，拟古而不复古，借鉴前人经验完成新的变化。“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11]综合前论可知，由道、咸至同、光的宗宋诗派“不俗”论，在诗歌创作与批评准则上有“人与文一”(以性情为诗)和“由学问达性情”两个核心理念，分别对应着“何为不俗之诗”与“如何作不俗之诗”两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