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日报》中的宋诗派诗学批评阐述
宗宋诗派一直是清末民初重要的文学力量，在《民国日报》中刊载的诗话很大一部分是宋派诗人作品，像蒋湘君、闻宥、姚鹓雏、叶楚伧、成舍我等都以宋派诗为学习对象，并在其《诗话》中阐述各自诗学批评理论。
(1)蒋湘君的诗话创作。蒋氏论诗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诗学须以北宋为宗，又出唐入宋，反对强分派别。《赭玉尺楼诗话》第一条自述其学诗途径：“诗初入北宋，酷嗜宛陵、后山、荆公三家而微不满东坡，至是复稍变其蹊径，甚喜为飞卿、牧之。”[4]即其诗学以梅尧臣、陈师道、王安石三家为主要学习对象，并由宋入唐，上至魏晋，而兼收并蓄。对于这种诗学门径，蒋氏此后有更为详细的阐释：
余十八以后，始为北宋。二十时，稍稍读晚唐人集及龚定庵，嗣后，颇出入泛滥魏晋、唐宋及清初各家。顾特嗜海藏楼、散园精舍两家，时时讽诵，因以上窥半山、山谷、简斋、后山、宛陵、东野。故余于诗实为逆入，功力不深，无足自喜者，侪辈颇以能作北宋相推，实无当也。[5]
“实为逆入”则足见蒋氏取法甚宽。宗法北宋，又不局于宋诗派，且旁及各家，也使得其能融通唐宋，不斤斤陷于狭隘的门户中。因此，他在宋派诗风中能提出“唐、宋初无二致，特学宋人者较刻露。”故其能入其内，又能出其外的看待唐宋诗的不同风格。他在诗话中特别指出：
近日言诗，仅曰神韵、气势而已，仅曰含浑、刻露而已，仅曰新陈而已。余谓：东野最近后山，柳州最近荆山，则一唐、一宋，亦何别焉?山谷排戞，义山瑰玮，诗人之言曰“山谷学义山，蹊径胡自焉?”由是言之，诗不界唐、宋，确然无疑也。[6]
诗不界唐宋，也是《赭玉尺楼诗话》强调的诗论观。显然，蒋湘君主张从相互联系中，分析诗人的诗学倾向，而非在相互割裂中，进行人为的朝代限定，表现出较为豁达的诗学思想路。实际上，蒋的同学王筱香诗学中盛唐，周公阜瓣香吴伟业，都不鄙薄宋诗，同样有宽泛的诗论观，他们的相互切磋，也具有交互性影响。故而，他认为诗由心生，无关派别：“闻见观摩，有所偏入，所作近似，即作者亦不自知为某诗、某派者，固非即谓某诗，必非某派。”[7]进而对近代诗坛徒趋声气，模效割袭之能事也异常反感。正因如此，他对宗法中晚唐的诗人吴虞也颇为激赏，以其诗有“清超绵丽，尽脱恒蹊”之叹，故未囿于门户偏见。
第二，尊学问，尚气节，提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尊学问，尚气节是宋诗派人的普遍诗学倾向，蒋湘君的诗论也不出其右。他在《赭玉尺楼诗话》中，把诗品与人品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宗宋派所独倡)，尊崇朱之瑜、傅山等遗民诗人，歌颂彼时革命健将汪精卫等。反之，对于投靠袁世凯政府的樊增祥不齿，竟至于痛骂为快。另一方面，他重视学问，也对近代诗歌剥垢削肤，而掩盖性情倾向大为不满，不但指出“才大，则病在泛滥而易；杂书卷多，则病在据书袋。”又主张“大抵诗之高下，其大别在气韵”的论断。正是这种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也使得他继而推尊宋派诗歌中的杜甫崇派现象。蒋湘君指出：
吴玉春《小鹿樵室诗话》(笔者按：此篇诗话刊载于《申报》)谓：吾治诗以少陵为宗，此何敢承也。少陵于诗如百川之有海，千山之有岳，不独不磅礴浩瀚，无体不包。继往古，开来今，为秦汉以后，至于六朝，唐以后至于今，兹此两时代中间之倚天长剑，为之制割而创造者也。此其如诗史，如何等位置?后生来学，乌得妄曰宗。元王介甫曰：“太白歌诗，豪荡飘逸，人固莫及，然其体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子美，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急徐纵横，无旋不可。所以光敛前人，而后来者无继也。”此子美包举各体之说也；元裕之曰；“子美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如祥风庆云，千变万化。九经百民，音润于其笔端，……故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可也；谓杜诗不从古人来，亦可也。”此杜诗继古开今之说也。[8]
蒋氏把杜诗看作包举各体，继古开今的典范之作，又指出“子美集中，贺奇、同癖、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无所不有”，甚至于“求国风忠厚之元音，湘垒行吟之正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者，少陵一人而已”，把杜甫完全当作古代诗学领域的最高峰，这与他重学问，也不废性情的诗论观是一致的。与之相对，他对性灵派“手滑之病”予以痛抵，甚至认为《随园诗话》乃“诗道之贼也”，同样对于善学袁枚的高燮诗颇多微词，体现出更重学问之倾向。
第三，以精炼求不俗，善于对前人及同辈诗歌以精要评论。蒋湘君力求歌的厚重，以为“不俗”之力。想要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融合。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可陷于掉书袋中。要做这点，必须要具备两个条件：有胸襟和细推求新。因而，他对林旭诗的遒劲，叶楚伧诗的沉雄，潘飞声诗的清俊，郭绍虞诗的清雅，朱鹓雏诗的香艳，陈三立诗的的险怪都报以欣赏的眼光，充分体现出了作者的功力和个性，体现出他以精炼求不俗的论诗法门。
不仅如此，蒋湘君善于以生动形象，对他人诗歌作精要评论，如其云：
王渔洋如少妇明妆，微现羞涩；赵秋谷如长安游侠儿，锦鞯银络豪气未除；黄仲则如病鹤□□，未损高洁；洪北江如幽燕壮士，力举千钧；张船山如邯郸名剑客，吐气成虹；李莼客(慈铭)如诗礼旧家，犹存彝鼎；袁爽秋如名僧讲坐，时吐法言；邓弥之如元酒太羹，故有至味；樊云门如小家碧玉，口角尖新。[9]
他不但善于以形象化比喻，评论前辈诗人的主要特点。同样，他对近代宋派诗人及南社诸子，也有诸多精要评价：
俞恪士诗蕴借，如亲佳士；郑太夷俊逸，如对好山；陈散园百怪填胸，如啖什锦羹，不复能辨甘辛浓腕；陈石遗则堆盘苜蓿，自饶清味。
亚子诗如黄昏剑客，黑云如墨，夭矫盘旋；吹万诗如盛年书生，缓带轻裘，自饶儒雅；石子诗如妙龄碧玉，天寒翠袖，楚楚自怜。[10]
从上可见，蒋湘君论诗形象生动，却而一语中的。进而言之，蒋氏论诗，不但从纵向角度指出他人的优缺，如评范当世：“诗出入苏黄，廉悍沉挚，一时无两；短兵肉搏，转不见长。”也从横向角度对诗人进行综合比较，如其诗论云：“夏剑丞有其深刻，少其浩瀚；李拔可有其名隽，少其自然。”“贞长易，晦闻难；贞长高亢，晦闻幽深；贞长如老将试骑，折旋如意；晦闻如名士入座，儒雅逼人。”[11]这也是《诗话》的精髓所在，自有其高远诗学眼光，体现出深厚的学殖。
(2)闻宥的诗话创作。闻宥是南社重要文人，闻氏论诗与成舍我、朱鹓雏等宗尚相近。故成舍我担任《民国日报》编辑，经常刊载宋派诗人的诗话作品，也引起了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宗唐诗人的不满，最终爆发了内讧，导致南社解体。闻宥《怬簃诗话》发刊载于南社内斗之前，体现了闻氏的诗学观。其诗论大致有两方面内容。
第一，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提倡“意深格奇”的不俗之论。闻氏重视诗话的正统性，把传统观念下的诗歌态度，作为诗话创作的出发点，继而阐扬风教。他认为：
诗话之作，靳于阐宣古□，搜讨遗闻，非是者勿及也。昔人言：搜拾得遗诗，零册而为之。阐扬者，功不下于恤孤埋骨。此语固是。然须知存诗而佳，固为作者光；否适，以辱作者，犹不若澌灭之为愈也。故知存弃之道，亦有平衡。若夫乡里俚语、打油、钉钱，籍资诙笑，斯直稗乘、小言之流耳，我宁能目之曰《诗话》哉?[12]
可见他对创作诗话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故其论诗重视学识和骨气，并力以荒寒瘦硬之风，来表现其铮铮之鸣，其所云“外境破卷，内蕴日积，郁闷忧莫骋，遂播于词”，即是以此而言。故而，他对近代诗话中的陈言旧论和日趋明显的娱乐性倾向颇为不满，对诗话中普遍存在的“摭拾陈言，排比彩饰”、“食古不化，拉杂抄书”、“竞病未谙，黑白未辨”等三种弊病，予以大力批判，体现出对传统诗教和学问的尊崇。出于这种严肃的诗学态度，其往往把诗风与诗运相联系，通过“意深而格奇”之词，表现作者的寄托。他指出：
以诗之为用，意深而格奇，斯尽矣。意深，则辞必不平；格奇，则必不滑。不平、不滑，而欲存风调，其中唯剑南、遗山稍稍能之，然亦未必果佳也。渔洋专尚风调，所作乃描眉略鬓，若村妇见客，纵婉转狐媚，终是一股俗气而已。不善学者，乃至语语空泛，一无真意。其流弊之毒，可谓极矣。[13]
闻宥论诗以宋派“不俗”为目标，讲求诗人的独立精神和诗歌的独创性，以维护传统诗学的“情志”内涵。“意深而格奇”的提出，乃从诗歌功用观出发，用以对抗世俗之风的困扰，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现实意义的。[14]其创作有“以消极避世的精神而使‘不俗’说带有浓重的士大夫式的淡泊清高的印记”[15]。在这种诗学批评中，他自然反对“专尚风调”的纤佻浮薄之风，对近代复盛的香奁诗风尤加痛抵，认为其“陈义既无可取，体格亦与盲词相邻”，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其对求“不俗”理论的重视。
第二，以艰涩为宗，极力标榜宋诗风尚。宋诗派人物重视学问，但难免导致过分注重矜学现象的出现，而“学问至上情结的存在，导致宋诗派诗人价值心态的失重和诗歌结构中情感重心的偏移。两者所产生的综合效应，最终使宋诗派由自立不俗的愿望出发，却走上了一条险怪偏狭之路”[16]，闻宥的诗论也有明显的重学倾向。他认为：
“羚羊挂角，香象渡河”，严沧浪以禅喻诗，所谓有神韵可味，无迹象可寻者也。王阮亭终身诵之。仆意：“神韵”二字固有不可言传者，大致便旋适口，尾音能绵而远，则神韵得矣。然亦有愈涩愈见神致，愈拗愈见绵远者。若老杜七绝，跌宕错落，独非神韵乎?固知“神韵”二字，亦非概称绵丽二派者。[17]
闻宥在《怬簃诗话》中把对艰涩、枯拗风气的追求，则当作一种“神韵”来对待。他认为陈三立诗歌为“近世奇作”，也由这种诗论观使然。
正因如此，他认为袁枚的诗歌“直似醉中坠圊，遍体无一不臭”，王士祯的诗歌“千章一格，庸恶已极”。他认为诗分唐宋，乃“无当”之论，但又提出“不能不分界”，极力标榜宋派诗风。对偏于僻径的诗论，姚鹓雏《宋诗讲习记》则有过中肯批评，这也是姚、闻二人的不同之处。
闻氏《推仔第二楼诗话》、《千叶莲花室诗话》、《春笑轩拉杂话》把追求诗歌的“不俗”诗风，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自称平生有三大患：“执拗自用、不能偕俗、不知孔方为何物”。若换个角度来说，也是其对诗人精神境界的追求，即“不俗”之气的写照。这与陈师道提倡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18]境界是一致的，背后乃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贯穿，达到一种骨气相交的状态。蒋湘君曾评价闻宥的诗歌：“虽未尽工，骨力固可惊也。”[19]比较准确地抓住了其诗诗论的重要特性。此外，《千叶莲花室诗话》三则和《春笑轩拉杂话》三则也以简短的笔墨来表达他对不俗诗境的追求。
(3)姚鹓雏的诗话创作。姚鹓雏诗学北宋，其诗话《宋诗讲习记》和《懒簃杂缀》，则是其诗论观的具体化体现。《宋诗讲习记》详细剖析其学诗经历，阐述其对宋诗流派的见解。他曾自云：
鹓雏治诗，始十年前岁己酉，……旧时诵诗于少陵，尝卒业一二卷，昌黎、东坡，略涉猎而已；近人则随园、瓯心余、仲则诸家。……元年居沪，柳安如介之入南社，始得尽觇东南诗人篇什。旋读厉樊榭、钱萚石、王谷园、龚定庵诸君集，于浙派诗旨，小有悟入，所作微变其故步。然仍时时依违于范伯子、陈散园之间，得诗亦最富。[20]
这是姚鹓雏对自己诗学路径最为详细的剖析，也奠定了他诗学的基本观点。他对陈衍、陈三立、郑孝胥之诗极为欣赏，以其诙丽有味，但也责其“诙怪博丽，犹或过之”[21]的弊病深为不满。后来，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兴起，姚鹓雏曾作《论诗视野鹤并寄亚子》云：“诗家风气不相师，春菊秋兰自一时。何事操戈及同室，主唐奴宋我终疑。”[22]试图从内部对唐宋诗的论争进行调和之，从中也可见其融通唐宋的诗学眼光。《懒簃杂缀》则试图从风韵、用典等方面，对其所持诗论进行具体阐述，也具有较高诗学价值。
(4)叶楚伧的诗话创作。叶楚伧《读杜随笔》力主学人诗论，针对杜诗的具体内容，如风格、字句、韵律、层次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兼及考证之功。叶楚伧诗学北宋，又出入中晚唐，风格以沉雄为主，兼复温丽。蒋湘君曾云：“叶楚伧诗，如河朔健儿，被服执绮，终未脱横朔看天气。稍近，折节入义山，语近沉雄，则其本色。”[23]《读杜随笔》重学识和法度，主张诗歌须“简练揣摩”，反对繁冗之病，也其学杜的精髓之一；同时又不完全拘泥于法度之中。如其云：
《游南池》一律，句句写池中之景，惟“森木乱鸣蝉”句乃池上之景，可见读杜不可拘泥。若一一以律绳之转，失杜意矣。末联因白露而忆青毡，乃岁暮动与也思乡之感，非必与秋水、晚凉作关键也。[24]
他认为善学杜者，不可拘泥于绳律，不可流于模拟之能。叶楚伧崇拜杜诗，但对“杜诗字字有来历”的过誉之论表示怀疑，以理性精神，融于感性诗论中。
(5)成舍我的诗话创作。成舍我《论诗》重视学问，又认为诗歌以简远为贵，不可刻意矜才，充斥学究气。要达到理想境界，须学问和法度的相结合。他指出：
诗有诗律，亦如一国之有法律，一军之有军律也。若纵情任意，信笔所之，则与叛民、骄兵何异?即谓为诗界罪人，亦为无不可。纵伊人古名家，有例可援。然如枭雄、盗魁，虽能遭逢时会，为帝为相，要不可为后世法也。彼破坏诗律，而动以古人为证者，其亦可以止矣。[25]
这种对法度的重视，是以“力学”为基础，与诗人骨气相重叠的，体现出严谨的诗论观。因而，成舍我论诗以宋派为宗，却不满门户之见，对近代诗坛雕琢之气和矫枉过正，都持有异议，诗学眼光并不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