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一次意味深长的创作转变
《谢庭雪杂剧》和《四声雷杂剧》跨越了作者顾佛影从早期到后期戏曲创作、也是人生经历的两个时期，从上海到四川，从不满20岁的文学青年到年逾40的忧患中年，从歌咏女性的杰出才华到描绘抗日战争的史事人物，其间经历了一次意义相当深刻、极具精神史意味的思想转变和创作转变。
顾佛影早年所作《谢庭雪杂剧》取材于古代著名人物故事，主要用意在于表现巾帼远高于须眉的绝世才华，这种取材方式和角度与古代的同类型戏曲相比并无什么明显的不同，可以说是传统戏曲题材选择习惯和构思方式的延续。但结合该剧产生的具体环境、立意主旨和表现方法，结合民国初年以来的文化变革与思想转换来认识，则可以说其中寄托着这位文学青年对于杰出女性的尊重和对理想异性的描摹，也可以说反映了一种先进的文化意识和性别观念。这对于认识和把握顾佛影本人及其他民国初年生活于近代文化中心上海的一批文学青年的日常生活、文化环境、教育经历、文艺情趣、审美观念和理想追求等等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也具有超出该剧思想艺术成就之外的启发性和先导性。
顾佛影后期所作组剧《四声雷杂剧》是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上海等地之后，顾佛影和许多上海同胞一道逃难到四川、躲避在成都、乐山等地时所作。由于国家局势、个人经历的重大变化，此剧在题材上与前期创作相比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古代人物故事转向现实重大题材，由传统文士家族的文采风流转为当代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真实再现。以“四声雷”一以贯之的同主题杂剧《还朝别》、《鸩忠记》、《新牛女》和《二十鞭》均取材于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而且所写人物事件俱有史实根据，可与相关文献资料相参证，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这种创作转变不仅反映了顾佛影个人经历、生活处境、国家局势、民族命运的重大变化，而且传达出作者生活态度、戏曲观念、思想意识、创作意图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是当国家遭受侵略、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许多爱国文人知识分子创作态度、思想观念、政治意识、文化关怀等发生重大转变的反映，因而具有时代信史和戏曲家心史的双重价值。
从形式上看，顾佛影所作戏曲均为杂剧，而无一种传奇。早年时期《谢庭雪杂剧》的创作，当是乃师陈栩教授弟子学习戏曲、培养学生创作杂剧的直接成果。陈栩培养子女、弟子们学习戏曲、进行戏曲创作，首先是从杂剧开始的，而不是传奇。这固然与杂剧和传奇的不同来源、形式区别、内涵差异等密切相关，也与二者的创作难度、锻炼价值、教育合理性等因素相关联。陈栩这种从尝试创作杂剧开始的戏曲教育方式，与同时期吴梅对弟子们的教育指导方式和创作要求不约而同[25]。可以认为，陈栩、吴梅对于戏曲弟子的教育培养和创作要求，在这一点上共同反映了戏曲创作传承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戏曲教育中的一种合理选择和适当方式。
顾佛影后期所作《四声雷杂剧》，则可以理解为早年接受戏曲训练、杂剧创作经验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的又一次有意运用，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代表了他杂剧创作思想和艺术的特色与水平。至于这五种杂剧全部采用的单折方式，显然是从徐渭《四声猿》之后大行其道、影响深远的南杂剧传统而来，早已不是元代杂剧意义上的杂剧形态。从元杂剧体制习惯上看，顾佛影的杂剧已经是转变创新后的杂剧形式，而从明清杂剧的体制特点上看，则是南杂剧传统的延续。从中国传统戏曲、文学近现代处境、转变及其命运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顾佛影的这种戏曲形式选择方式及其在变革传统与守护传统之间作出的选择，是一种自觉而有意味的形式，留下了值得认真思考总结的戏曲史、文学史经验。
从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最有意味、最有深度也最值得注意的是顾佛影从早期到后期戏曲创作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所体现的某些不变的因素，特别是当国家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考验之际所进行的戏曲创作及其着力表现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感，从中也反映了作者在近现代文化剧烈变革之际对于传统戏曲样式的守护与热爱。因此，考察顾佛影的戏曲创作与近现代戏曲、文学乃至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间留下的丰富经验，细致体会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探索及其时代价值，将有助于更加准确深入地认识传奇杂剧的最后历程和传统戏曲的近现代意义。
(本文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注释】
[1]顾佛影：《佛影丛刊》，上海：浦东旬报社1924年版。
[2]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9页。
[3]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3页。
[4]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10页。
[5]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4页。
[6]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12—13页。
[7]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6—7页。
[8]陈栩编著：《文苑导游录》第二集《南北曲四》，上海：上海希望出版社1936年版，第13页。
[9]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页。
[10]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台北：传统艺术中心2002年版，第167页。
[11]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页。
[12]曾宪通编：《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页。按此信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未收。
[13]曾宪通编：《容庚杂著集》，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406—407页。
[14]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15]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16]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17]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18]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19]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6页。
[20]顾佛影：《四声雷杂剧》，成都：中西书局1943年版，第15—16页。
[21]顾佛影：《四声雷杂剧》，成都：中西书局1943年版，第16页。
[22]顾佛影：《四声雷杂剧》，成都：中西书局1943年版，第29—30页。
[23]范士白自述，尊闻译：《日本的间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27页。
[24]范士白自述，尊闻译：《日本的间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4页。
[25]关于吴梅弟子的戏曲创作，可参考左鹏军：《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