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体之起源及其演变

词体，简言之，就是指词的体性和体制。讨论词体，也就意味着必须界定词与诗和曲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以及词的结构、形式和内容上有何特点，它的形成、演进和固定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龙榆生以前的词学家大都注意到前面两点，对其演进过程多付阙如或者语焉不详。讨论词与诗和曲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要探讨到词的起源。关于词的起源，历来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2]：一，词源于诗三百，汪森《词综序》：“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皆长短句，谁谓非词之源乎?”^[3]二，词源于古乐府，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为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4]三，词源于唐五、七言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5]四，泛声说，朱熹《论文下》：“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6]这几种说法中以源于古乐府之说影响最大，民国间郑振铎先生在《词的启源》一文中不仅力证词源于古乐府，而且认为词和五七言诗无关，因为词和乐府都是可歌的，而唐时的五七言诗大多不可被以管弦^[7]。

龙榆生在《词体之演进》和《中国韵文史》下编第二章《燕乐杂曲词之兴起》中也讨论了词的起源，他通过考证音乐史的发展情况和唐宋词用乐的情况，证知，词实源于隋唐以来的燕乐，而与古乐府无关，因为据《新唐书·礼乐志》，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鼓舞曲，皆龟兹乐。而当时流行乐器，则为琵琶。唐时的教坊乐也都出自胡乐。故至唐时，清商乐已经失传。词家所能据以填词者，皆胡乐，其词亦皆流行之曲子。所以龙榆生断言：“凡所称‘诗余’、‘乐府’、‘长短句’、‘琴趣外篇’、‘乐章’、‘歌曲’一类之雅号，皆所以附庸风雅，而于词之本体无与。知词为‘曲子词’之简称，而所依之声，乃隋、唐以来之燕乐新曲，则词为‘诗余’之说，不攻自破；即词之起源问题，与诗、词、曲三者之界限，亦可迎刃而解矣。”^[8]此外，龙榆生并不否认唐时酒令和五七言绝句对词形式上的起源影响，在《令词之声韵组织》一文中，龙氏从《乐府诗集》所载白居易之《忆江南》、刘禹锡之《潇湘神》在声律和句式上的特点断定令词源于五七言绝句^[9]，在《词学十讲》第二讲《唐人近体诗和曲子词的演化》中，细致地分析了近体诗和早期曲子词的平仄格式^[10]，更有力地证明了令词之起源于五七言绝句之说。显然，龙榆生论词的起源并不像前人一样局限于一家之言，而是认为词的起源是多方面的；同样，也并非仅从形体上讨论词的起源，而是始终抓住词产生之初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展开。

对于词的形制之产生，龙榆生在《词体之演进》一文中同样有精辟论述。词初以五、七言诗入曲，由于五、七言诗和古、近体诗，形式过于平板，少变化，因而乐工谋救济之方，龙榆生揣测其法有二：“一为利用泛声，化一定之词句为参差错落，一为重叠歌唱，使有低回往复、悠扬不尽之音。”^[11]然而叠唱或加泛声易显单调或者导致有声无辞，其势则不得不变为长短句。这种说法与朱熹的相比，无疑是更抓住了词体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后来词的发展由单调而双调，由小令而慢词都是类似的原因使然。根据这一规律，龙榆生认为，“凡同一调名而句度参差、平仄亦不甚严整者，往往为较先之作品”^[12]。文人为词后，制作更繁，词体于是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

对于各种词体之发展与成熟，龙榆生先生亦多有洞见，此亦为前代学者甚至当代学者未多关注者。如在注意到《花间集》中已鲜用单调词形式时，进而论曰：“故知时至晚唐，文人对于声词配合之理，渐有相当注意；而词体之进展，亦足于其体势拓张上觇之。……小词之得充分发达，皆士大夫对于歌曲观念之转变，有以促成也。”^[13]令词之发展，我们多注意词体之由简趋繁，而少从音乐角度出发，注意雅词与俗词之关系。龙榆生此论，无疑更符合词体演变之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