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音调变化与审美表现
民国以降传统词学对词作体性辨析的第三个维面，是偏于从音调变化与审美表现角度加以展开。在这一维面，宋代晁补之、李清照，清代厉鹗、吴陈琰、张云璈、汪甲、谢元淮、周天麟、王增祺、孙衍庆、俞樾等人曾作出很多论说。延至民国以降，李澄宇、陈荣昌、况周颐、邵瑞彭、刘缉熙、顾随等人继续从这一视域而论，对词体的独特质性予以了进一步的张扬。
民国前期，李澄宇《珏庵词序》云：“虽然，文字之狱，诗文易蹈，词则罕焉。诚以词之为物，显者晦之，直者曲之，即有时姓氏事迹，刻画靡遗，而阅者熟视无睹。芳草美人，祖诗而父骚，其效乃竟至此也。此则词所擅长，虽诗文比兴，文号寓言，未可同年而语也。”[12]李澄宇就词体与诗文之体艺术表现予以比照。他以文字狱往往牵出于诗文之体的创作中为例，论说词体在艺术表现上是甚为委婉含蓄的，甚为讲究运用曲折之笔致，甚为注重通过摇曳多姿的审美意象来加以发抒与托寄，其与社会历史及现实之事在直切性上拉出有一段距离，因而，在这方面，它有着更大的艺术张力性与生发性，其将比譬与兴会之法运用到了极致。
民国中期，陈荣昌《虚斋词自加圈评记》云：“词既调之长短，声之平仄皆有一定。非若古文古诗，伸缩在已，舒卷自如也。多用实字硬句，则失之板滞，故必善用虚字以运动之，乃能灵活。虚字多，又失之软弱。此柳耆卿、吴梦窗两家各得一病，谓吴板而柳软耳，故两家皆不宜学。惟以白石、玉田为宗，自无此二病。”[13]陈荣昌论说词体突出的特征有二：一是体制相对拘限，不如诗文之体自如便辟；二是下字用语讲究虚实结合，强调要注意把握内在之度，以避免或呆滞不灵，或软媚虚化。他主张，学词之道应以姜夔、张炎为宗尚，虚实结合，将一定之规制与自如之表现有机结合起来。陈荣昌将对词作声律表现的要求具体落实到字语运用之中。况周颐《词学讲义》云：“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战马收缰，度尾如水穷云起。煞尾犹词之歇拍也，度尾犹词之过拍也。如‘水穷云起’，带起下意也。填词则不然，过拍只须结束上段，笔宜沉着。换头另意另起，笔宜挺劲。稍涉曲法，即嫌伤格。此词与曲之不同也。”[14]况周颐具体论说散曲之体的收束及词体的过渡之法。他认为，散曲的收束之法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如战马收缰”，戛然而止；一如“水穷云起”，字句断而意连绵；而词的过片则往往“承上”而不“启下”，强调“一片一意”，并且要求笔调稳当而不显轻佻、流畅利索而不拖泥带水，以避免有伤词作格调。况周颐作为词坛大家，其对词曲之体具体艺术表现的论说是甚富于启发性的。邵瑞彭《红树白云山馆词草序》云：“永明以前，诗无定律，随意呕吟，悉可被之弦管。唐世今体区萌，法度益密，字必勰以宫商，句必审其单复。宜乎篇篇中节，章章应歌矣，然而司乐所收，律诗独鲜，于是雅词兴焉。昔人命词曰诗余，盖其和声成文，导源比兴，语殊修短，音分缓急，执鬲隐显，体别柔刚，调异舒惨。虽绳尺难违，而趋舍由己。极阴阳神变之妙，仍复自娱隐括之中。因思宋贤自署词卷，往往径标乐府，或云乐章，似欲振臂敚律诗之席矣。”[15]邵瑞彭对词体的产生及其艺术表现功能予以详细的论说。他认为，从总体而言，词体确是从诗体之中衍化而来的，但其主要缘于脱却音律表现的人为束缚而追求以比兴为本的创作机制。词作的产生是在不断消解律诗之严苛束缚的基础上而成就的，它虽仍受到曲调的限制，但在有效地发挥创作者自身独创性上却显示出妙处，其更体现出由民间音乐孕育与融含而来的自然音律之美。邵瑞彭将词体的出现更多地联系于文学历史发展所蕴含的“消解”与“替变”机制，强调词体在一定意义上乃近体律诗变化创新的产物。其论是甚有异于他人的。
民国后期，刘缉熙《词的演变和派别》云：“盖词曲根本不同，词是拗涩而缓，声音是缓的，伴奏以管乐。北曲流利而急，觉着痛快、复杂，伴奏以弦乐。所以词至此遂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境界将穷，忽生新界也。故曲之于词，犹词之于诗也。此后的词，可以作古董看，案上文章看，不过其文学生命犹存耳。”[16]刘缉熙从音乐伴奏的角度比照词曲之体的不同。他概括词的声腔表现优游而缓曲，多以管乐器伴奏而歌；散曲之体则讲究直切流转，多以弦乐器伴奏而唱。相对词体衍生于诗体中而言，散曲之体的出现也孕含相通的艺术机制，它们都是传统文学体式不断变化创新的产物。刘缉熙一方面肯定“词”作为文学体式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又将其仅仅视为一种曾在特定时期出现与兴盛的文体，认为其蓬勃的生命已与时而去了。此论说是顺乎文学通变之理的。
新中国以后，顾随《驼庵词话》云：“在我国古典韵文中，诗和词的区别只在形式而不在内容。词也就是诗，它的范畴比诗狭小一些：较之律诗，尚有优点；较之五古，已自弗如；较之七古及杂言，则弗如远甚。格律之严，篇幅之短，是它生来的‘先天不足’，这就缩小了它内容的容量。使用起来，诸多不便。”[17]顾随将词体视为大致界于古体诗与近体诗之间的文学体制。他论断，与律诗相比，词的创作在自由度上稍见出优长；而与古体诗及杂言诗相比，词的创作在自由度上则又明显体现出劣势，所受限制不少。顾随似乎并未识见到词体在音调运用与审美表现方面的优势，这显示出他作为文学理论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