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责任
张丹斧、袁寒云不愿意当小说家，甚至于鄙视小说家，是因为当时文坛对于时兴的“名小说家”有着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小说家自身造成的。马二先生在《我所佩服的小说家》评价周瘦鹃时曾说：“他在小说界中，却是一块老牌子，作品极多，有作的，有译的，佳作很多，但可惜不能一律。这却难怪他，我以为这是卖文为活的苦楚，因为要急于凑稿数，供生活上的需要，有时不能不暂屈自己的志气，把次等货拿出来搪塞一下，这种境界，真堪为普天下的文人一哭啊!”[33]既然像周瘦鹃这种名声较著的也有“暂屈自己的志气”的时候，“旧派”小说家的其他末流人物就可想而知了。凑出来的稿子难免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尤其是在评论者苛责于小说家体现其“社会责任”的时候，在小说的社会价值被不断放大的时候，当时专好创作通俗时尚小说的“名小说家”就很难满足这种要求了。
在1920年前后，虽然文坛上小说家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四五十人的小说家圈子也基本固定，但是正是这种格局的确立和稳固才引来了评论界对其整体的关注和评论。如果说这些小说家内部人员之间主要在各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和作品优劣上进行品评的话，那么他们之外的其他学者或文人就是在整体价值上对其做出判断和评价。如当时有评论者说：“吾国今日之名小说家，其志多在牟利。苟有以说稿请者，无弗应。于是担任稿件或编辑至十余处之多。振笔直书，惟求字数足以敷各方面之用，其作品之价值如何，不之顾也。”[34]而新派人士给予各位小说家的批评更是直接：“上海的所谓小说家的作品，所以被称为‘非文学的’者，完全因他们对于事实仅知从事于外面的叙述，所以成了记账式的叙述文字，读之毫无生气，毫不能使人感动……所谓上海小说家的作品乃是儿童用刀乱刻的丑恶浮雕，而真正的‘文学的’作品则是美丽的精妙的雕刻。”[35]又有署名“天倪”的《告小说家》一篇，直接写当时各位小说家的无学和不通，点出小说中有许多历史常识性错误。此外也有以劝勉语气告诫小说家注意创作的：
小说家是社会上的一面显微镜，世途的崎岖不平、人心的奸伪骗诈都由小说家的笔尖下很显明地暴露出来。小说家是民群的安慰者……小说家要以冷静的头脑去观察一切，而以热烈的手腕描写一切……小说家必须自重人格，小说家而没有人格，受他影响的断不止他自己的亲戚朋友而已……小说家当一篇作品发表以后，他的志愿断不是专供人家消遣而已。[36]
但不管是直接的贬低，还是委婉的告诫，谈到各位“小说家”的创作，文坛上的质疑声音很是不少。除了各位名小说家本人，其他评论者所关注和强调的总是在这些小说家作品的价值上，在小说家之于社会的意义上。
其实这种对“价值”和“责任”的追寻，本来就是“名小说家”的创作宗旨之一。随着评论界的争论，“小说家”自己对于他们的作品也有了更多的追问和反思。如程瞻庐在《小说家与社会》[37]这篇小说中，就借用人物对话的方式，探讨了小说家与社会的关系。小说中的主角孙次公说：
既做了小说家便负着改良社会的使命，现在不能改良社会，反而把好好的社会给小说家教坏了。
而另一主角姚静庵则道：
一枝笔征服万恶社会只是书生迂腐之谈，事实上完全做不到。……这叫做小说家不能征服社会，社会却能征服小说家……须知小说家不能教坏社会，社会却能教坏了小说家。
这二人的对话正是回应当时所谓的“小说家破坏社会风气”这一指摘，程瞻庐指出了“社会教坏小说家”这种可能性，比当时的一般评论要更进一层。
虽然在1920年代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小说家是势头正盛的所谓“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人物，但当时的舆论更钦敬那些作品中具有“改良社会”企图和作用的小说家，更佩服那些借小说表达政见、传播思想而不以“小说”为最终目的的小说家，而这大约便是张丹斧和袁寒云不屑为小说家的缘故。当时有人作《在野之小说家》一文，用盛名一时的真正小说家来暗嘲“在朝”的“以营业为主旨”的小说家：
胜清季年，一二忧国之士，欲以小说转移世运。如李伯元(南亭亭长)吴趼人(我佛山人)、刘鹗(洪都百炼生)皆负盛名于一时。而梁任公、汪维甫、许伏民诸人之创办《说报》亦未必如今日专以营业为主旨也。若著《海上繁华梦》之孙玉声(漱石生)、《九尾龟》之张春帆(漱六山房)，当时咸推为作家，今则如龟年老去，不欲与竖子争一席地矣。即如天虚我生之从事实业，恽铁樵之改业医道，犹如余杭先生几人知其为革命前辈者哉?[38]
以上对“海上小说家”提出的质疑都说明当时文坛学界普遍存在着小说家应当“负起社会责任”的观点，而由此我们也知道虽然当时“名小说家”圈子已经形成，但稳固的小说家群体也导致了这一集体将要面临更多的关注和更加直接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