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运盛衰之溯由

各代词词境有深浅，词运有盛衰，历来词家较少追溯其中源由，《词史》则每于此致意。前述秋蓬已注意到《词史》关于“北宋词大，南宋词深”的独到见解，其实对于历代词运之转关，刘毓盘均能洞烛入微，道出其中深意。关于历代词运之盛衰，刘毓盘注意到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帝王与词运。如南宋词人之多，刘毓盘认为高宗不仅能词，“而又提倡群工，不遗余力。”又如金代明昌年间词人鼎盛，亦由于“金源灵秀，发泄无余，盖世宗创之于先，而章宗成之于后也。”第二，政治与词运。这是刘毓盘论述较深的方面。南宋词深由于文网太严，南宋词人之多则与当时诗禁有关。刘毓盘引《瀛奎律髓》云：“诗禁作，孙花翁之徒皆改业为长短句，而词乃大盛。”虽引他人之言，亦可作刘氏观点。又如论词弊于元，曰：“言词者必曰词弊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张氏没后，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词人愈少。王降而风，可以窥世变焉。”第三，文化交流与词运。如第七章《论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注意到辽金与宋通和后，“宋使被留者，以文化开其国元”。而当时所编的几种总集，汉人占绝大多数。第四、选本与词运。刘毓盘在《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章中尤其注意到这点。如论嘉庆以来词学复盛之因时，分别述及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周之琦《心日斋十六家词选》、陶梁《续词综》，认为“嘉庆以来，词学复盛，职此故也。”其结论或有偏颇，而关注之角度实为深微，后来龙榆生作《选本标准论》则有更深入的阐发。第五、词人与词运。刘毓盘也注意到特定时期某一词人的创作与词运之转关。如明万历间张杞词，刘毓盘引《词统》评云：“西蜀南唐而下，转而开两宋之派。花间致语，几于尽矣。万历间，黄陂张迂公起而全和之，使人不流于庸滥之句。谓非其大力欤?”刘毓盘显然也认为明词自万历以后，词境一新，词运亦变，而张杞则为其中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