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俗关怀的角度审视民国旧体诗话的现代性

吉首大学　彭继媛

自晚清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心从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文转向了通俗文学的小说戏剧，批评家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一体的高度。时至民国五四时期，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词曲、小说等俗文学文体，尤其受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发起者们的高度重视，如胡适认为元曲是“第一流”的“活文学”，他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小说也，剧本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1]胡适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元曲和词、小说、剧本、民歌等古代俗文学文体，受到了五四文学革命参与者们的高度重视，共同成为五四白话诗文的一个远源传统。有学者论到：“尤其是以趣为主的元散曲，语言通俗易懂，境界浅显直露，题材俚俗琐屑，题旨世俗凡近，风格幽默滑稽，这种整体上变诗词崇高优美为诙谐风趣的歌格调，正适合了五四白话诗歌语言形式解放、面向社会大众的需要，经过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大力提倡，对20世纪新诗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和渗透。”^[2]因此在这样崇尚趣味、追求浅俗幽默时风影响之下，一部分民旧体诗话的批评对象不仅指向了小说、戏剧、打油诗、民歌、词等，甚至还上承晚清李伯元《庄谐诗话》的幽默风格，出现了蒋箸超《蔽庐非诗话》、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胡山源《幽默诗话》、上海会文堂书局1919年编印的《诗词趣话》等系统整体追求幽默诙谐效果的诗话，通俗性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