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时期第三次词风变化起始于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完成于朱彊村去世后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其本质是外来文化影响下新型词学观念的形成。无论是持续时间、变化的方式，还是最后完成的标志，都显得比较特殊。从时间上看，此次词风之变差不多与本时期第二次词风变化同时开始，但转变的最后完成却要到三十年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样说，此次词风之变与本时期第二次词风变化基本上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只不过是在两个不同的词人群体内分别进行。当朱祖谋他们醉心于编校词籍，切磋词艺时，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词学家及其词学观念已经在文学界产生影响，两者按各自的线路同时向前发展，只是一家源自传统词学本身，易被词人接受，形成当时词坛的主流，另一家则主要来自传统词学界之外，被认为是“体制外”的，较难影响主流词坛。因此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初，中国词坛基本上都以“彊村派”的活动为中心，形成一时风气。只有到朱祖谋去世，传统词学家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新一代词学家逐步适应新的文艺观念，加之胡适有强大的个人影响力，融合西学的新型词学才开始影响主流词坛，并最终被主流词坛所吸收，完成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转换。

关于此次词风的变化，以往学界也有所关注，但大多重头不重尾，重点不重线。所谓重头不重尾，就是比较多地关注王国维、梁启超两人在词学界开新风气的作用，如一般词学史著作往往将两人视为词学新时代的开始，但对两人词学思想的实际影响力以及最终的词学史作用缺乏必要的关注。所谓重点不重线，就是着重阐释两人的词学思想，尤其是王国维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思想，但忽视两人的持续影响力，没有梳理他们之后的词学演化过程，也没将胡适的词学活动视为他们所开创的词学风气的一种延伸。

事实上，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词学理论并非孤立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词学的一种渗透与影响。无论是王国维注重文艺本身特性的词学观还是梁启超注重社会学功能的词学观，都含有用西方文艺理论重新审视传统词学的特性。如果再往大处看，其实是西学东渐在词学领域的一种体现。晚清时期，随着国门的洞开，西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文学而言，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都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出现一系列的变革，即使是传统文学样式中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较小，表现一直比较稳定的词，在创作上也多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当时曾有不少在题材、词语以及意象选用上都与传统词有很大差异的新潮词，这些词或写华洋杂处的上海风情，如高翀的一些作品，或写世事，如秋瑾的一些作品，或咏“地火”、“电线”、“马车”、“轮船”等新生事物，如晚清民初报刊上刊载的一些作品。因此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词学理论某种程度上与这些作品一样，都是传统文学面对社会变化的一种正常反应，体现了一种新的风尚。这点在梁启超的词学理论中表现的尤其明显。但是与小说、戏剧、诗歌不同的是，词学领域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这种变化都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更没有形成一种本质上的变革。就创作而言，上述所谓的新潮词本来比例就很小，而且一般不为传统词人所认可，作者主要的一些记者、编辑、留洋学生、驻外使者等，作品也主要发表在一些新式报刊上，基本没有影响到词的传统风貌。就理论而言，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再没出现有影响的同类词论家，相反，从《人间词话》到《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对自己的观点倒是有所修正。至于词学领域为何没有像小说、戏剧、诗歌那样，最终引起变革，其原因比较复杂，有待专文讨论，但这一事实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后续的理论呼应比较微弱。两人尽管开了一种新的风气，但并没有完成主流词坛风气的转换。这也就是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依然以彊村派为中心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胡适出版《词选》以及1931年彊村去世才得到改变。胡适的词学观从微观上看，确实与王国维、梁启超不同，他主要是推崇苏辛一派，倡导一种刚健、明朗的词学风气，但从宏观上看，同样是一种融合西学要素的词学思想。这种词学观既是新文化思想在词学领域里的一种延伸，也是王、梁两人所开创新词风的一种后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王国维和梁启超只是开启一种新的风气，那么这种风气最终在中国词坛真正产生影响，并形成气候，是从胡适开始的。之前较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其原因主要是胡适向来被认为是体制外词学家，其观点往往不为传统词学家所重视与认可，加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褒扬“豪放派”，贬抑“婉约派”，造成学界反感，以至引发八十年代以后对胡适词学观以及所推崇的“豪放派”矫枉过正式的排斥。事实上，以胡适的影响力以及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的确推动了当时词坛风气的变化。龙榆生先生并不同意胡适的一些具体的词学观点，但客观描述了这种变化：“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13]又说：“近人胡适辑《词选》，独标白话……其在现代文学界中，影响颇大。”^[14]从龙先生的两段话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两个事实：其一：胡适的《词选》以及通过《词选》所表现出来的词学观念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连以前对古代文学关注不多的中学生也开始“稍稍注意于词”；其二，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普及的层面，但对于词学研究层面也产生一定的冲击，龙先生说“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虽没有明确是哪一类学校，但考虑到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纷纷开设词学课程，并且学校中词社林立的事实，指高等学校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从当时词学研究界的人员组成情况看，高等学校教师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教师的词学观点，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词学研究。由此也可见胡适词学观的实际影响力。

由于此次词风转换由并非专业词家的胡适先生所倡导，首先在社会文化层面发动，然后再影响到专业学术圈，因此呈现出由外而内的特征。与之前两次词风转换情况相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不同：其一是社会影响比较大。之前两次词风转换基本上都限于词学界内部，倡导者和参与者主要是专业词家，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比较有限，因此总体上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而这次词风变化由新文化领袖人物倡导，主要在普及层面进行，社会反响非常大。其二是影响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前两次词风转换所产生的影响力主要在一个时段，一般随着社会形态变化或者词坛参与者变更而逐渐式微。而此次词风的变化不仅对二、三十年代的词坛直接产生冲击，余波还一直持续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有意思的是，五、六十年代一方面对胡适个人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又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词学思想；如果有兴趣翻看一下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词的选本以及文学史教科书，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

此次词风变化的词学史意义，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是终结了中国词坛持续多年的梦窗热，并对传统词学形成有效冲击。胡适词学观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词坛从晚清一直持续到民国初的梦窗热。胡适批判梦窗词，将梦窗词风作为革除的对象，其初衷并非单纯地从词学着眼，而是出于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他要建立一种白话的、平民化的文学，因此把他看来是晦涩难懂的梦窗词视为批判的靶子，为建立新的文学扫清道路。但由于当时朱彊村在词坛依然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胡适的努力在传统词坛内部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尽管就全国而言，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胜利，但词学界内部却依然保持着对梦窗词的高度热情。直到胡适《词选》出版，其推崇苏辛，提倡清新刚健词风的词学观才开始影响词坛，加之彊村与其他一些传统词学家相继过世，词坛的风气有所改变。虽然对梦窗的研究并未就此完全终结，但作为晚清以来的一种梦窗热，则基本结束。与此相应，传统词学的影响力也受到明显削弱。三十年代以后，无论是词学研究的方式、视角、手段、还是基本的学术观念、成果形式、传播方法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合力的推动，但胡适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一定程度上说，胡适《词选》是传统词学走向衰弱的标志。其次是由外而内地影响中国词学，并推动中国现代词学的最终形成。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朱祖谋、况周颐等老一辈词学家逐渐淡出词坛和胡适等新文学提倡者涉足词学，中国词学研究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词学家清晰地表现出三种大体的类型：其一是传统词学家，我们称之为“由内而内”的词学家。其二是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我们称之为内外兼修的词学家。其三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型词学家，我们称之为“由外而内”的词学家^[15]。中国词学现代化转换的任务，最终是在第二类词学家手中完成的。但在这过程中，从王国维、梁启超开始，至胡适完成的第三次词风的转换，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类词学家从学问根底来说，继承传统的东西多一点，如龙榆生一般被认为是朱彊村的入室弟子，朱氏授砚于他，曾被传为一段佳话，夏、唐两先生也有很好的词学师承。但三人均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接受的基本上是新式教育，王、梁开启的词学风气对他们多少会有影响，至于胡适的词学活动是否也对他们产生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至少为他们走上主流词坛扫清了一些障碍。因此当他们继承传统词学的精华，又融合西学的观念、方法，创造一种新的词学时，总体表现得比较顺利。显然，在中国现代词学的产生过程中，前有王国维、梁启超的引导，后有胡适的推动，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