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社文人群关于报刊诗话的唐宋诗之争，是传统诗学在近代的最后一次论战，随着白话运动的兴起，唐宋诗之争也逐渐为文人所摒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发生在南社内部的论战不仅是一场诗学论争，更是宗唐与宗宋派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的相互角力。柳亚子后来在《我与朱鸳雏的公案》一文中也承认：“从清末年到民国初年，江西诗派盛行，他们都以黄山谷为鼻祖，而推尊为现代宗师的却是陈散原、郑孝胥二位，高自标榜，称为同光体，大有去天五尺之慨。我呢，对于宋诗本身，本来没有什么仇怨我就是不满意于满清的一切，尤其是一班亡国士大夫的遗老们。”[20]
可见，柳亚子一开始就把唐宋诗的论争定性为不同社会思想话语权的争夺战，这实际已经超出了正常诗学争论范围，这也与南社的成立有着直接关联。南社本来是“一个豪放狂饮、才气纵横的团体，在他们的诗歌中游荡着名士气息”[21]。在南社成立之初的在虎丘大会上，蔡守、庞檗子等就因为唐宋诗的问题和和柳亚子发生了争论，结果惹得柳亚子大哭了一场[22]。从中可见柳氏的诗学心态，虽然其后两派成员各自以唐宋诗为宗，倒也相安无事。
南社成立之初，其“唯一使命是提倡民族气节”[23]，因而“慷慨之夫、刚强之士归之，意气用事之徒亦归之，不得志于满清、无由奋迹于利禄之途者亦归之。流品虽杂，目标则一”[24]。民国建立后，这种同仇敌忾的目标消失，也为南社内部的唐宋诗之争埋下了隐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社会环境而言。在辛亥革命之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对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革命成功了，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似乎“革命”成为了解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民国建立之后，社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每况愈下。不但如此，由于革命对旧社会制度冲击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反而因为革命的“胜利”而变得恶化起来。李泽厚先生指出：“辛亥革命使政权的实质并无改变，却由于甩掉一个作为权力象征的清朝皇帝，反而造成了公开的军阀割据，内战不已，人民的生命和权力连起码的保障也没有，现实走到原来理想的反面。”[25]因而辛亥革命成功后，其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政府夺取，这对于南社是沉痛的打击，以至于柳亚子在黎里组织酒社，通过借酒浇愁来发泄心中愤懑。他在《再题兰皋所编陆子美集四首》中曾云：“书生屈意作伶官，奇士埋愁入笔端。一样英雄沦落恨，青衫红泪几曾干。”[26]正是当时苦闷心情的反映。1914年3月29日，南社第十次雅集之际，南社通过了“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27]的新社规。这也使得柳亚子对素来视之为“亡国之音”的宋诗派更加痛恨，使得蛰伏的诗学矛盾再次趋于紧张。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成为这次论争的转折点。在这场政治闹剧中，宋诗派代表人物郑孝胥、沈曾植、梁鼎芬等都参与其中，这对于以革命自任的柳亚子来说自然无法容忍。因而，柳亚子连续发表诗论对同光体诗派及其追随者展开全面批判。他指出：“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反对吾言者，皆所谓乡愿也。”[28]正是这种焦虑和愤怒心态的反映。由此可见，唐宋诗的论争既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双方的论战自然会一触即发。1945年，柳亚子曾回忆道：“辛亥革命总算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到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为诗坛的正统。”[29]正是对诗学心态的剖析，可见他当时的诗学心态之一斑。
其次，就内部文学环境而言。南社多数成员都是革命知识分子，其主要领导者像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都以唐诗为宗，尤其是柳亚子本来就不满于宋诗派，而是“平生私淑玉樊堂，自向云间
瓣香。”并希望“别创一宗，由明季陈子龙、夏古存以上追唐风。”[30]因而，在南社成立不久后其就提出“思振唐音以斥伧楚”(《胡怀琛诗序》)的诗学观。在他看来，同光体诗派本来就是应该被打倒的对象。他在《习静斋诗话序》中又重申这一观点，即：尝见夫世之称诗者矣，少习胡风，长污伪命，出处不减，大本先拔。及夫沧桑更迭，陵谷改观，遂醒然以夏肄殷顽自命，发为歌咏，不胜觚棱京阙之思。不知珠申、肃慎非姬姒之旧邦，妖鸟、朱果岂炎黄之遗胄[31]?
可见，柳亚子把诗学宗向与政治立场等同起来。正如黄霖先生所言：“柳亚子论诗，本质上是论人，论人的政治性。所谓‘唐音’与‘宋诗’的区别，在他的心灵深处，差不多就成了革命与反动的代名词。”[32]另一方面，虽然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民国依然动荡的现实与 所谓的“洪钟大吕”之声并不能对接起来，反而不如宗宋诗者的愁苦心绪真实可信，这不能不引起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革命激进派的忧虑和不满。柳亚子《论诗六绝句》所云：“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33]他们把宋派诗当作“亡国之音”来对待，继而指出：“身为中华民国之民，而犹袭同光之体，日为之张目，岂以亡索虏之不足，复欲再亡我中华民国耶?”[34]对同光体诗派及其追随者展开全面的批判，从而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这次论战。
最后，就外部文学环境而言。1916年前后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此时有三种代表性的人物形成了对宋诗的不同态度。一是陈衍等“同光体”诗人(宋诗派)大力推举宋诗，二是柳亚子等南社人物由反对“同光体”进而否定宋诗，三是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从推进白话文运动的实用主义目的出发，部分肯定宋诗[35]。胡适与杨杏佛、梅光迪等人在讨论文学改良问题的时候，对同光体和南社诗歌都有不同程度否定：任鸿隽认为同光诗人“头脑已死”；而南社诗人也“淫烂委琐”[36]而让南社革命派无法接受的是，胡适竟然把南社与宋诗派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南社文学成就根本比不上宋诗派。胡适《寄陈独秀》曾说道：“尝谓今日文学，已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堪之流，视南社为高矣。”[37]
这番言论不但引起了南社内部的普遍不满，对柳亚子本人来说也是不小的打击，实际上他对此事也一直耿耿于怀。此后柳亚子曾专门写信给杨杏佛，并特意指出：“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鏊弧者耶?”[38]对新文学派的诗论观表示强烈的不满；直到二十年后，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然胡适之博士论南社，以‘淫滥’两字一笔抹杀，反而推崇海藏(郑孝胥)之流，我自然也不大心服。”[39]在新文学运动的刺激下，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宗唐派逐渐与宗宋派产生了很深的隔阂，并终于以诗学冲突的交锋得以爆发。尽管以柳亚子为首的尊唐派对同光体诗人极尽谩骂，甚惜以“魔窟”、“妖孽”目之，但同光体代表人物却未曾与之发生论争。正当南社内部因唐宋诗之争而酣战之际，同光体代表诗人郑孝胥在日记中简单提及此事。他曾云：上海有南社者，以论诗不合，社长曰柳弃疾，字亚子，逐其友朱鹓雏。众皆不平，成舍我以书斥柳，又有王无为《与太素论诗》一书，言柳贬陈、郑之诗，乃不知诗也[40]。在郑氏看来，这不过是南社内部的一次内讧而已，并不值得太多关注；倒是南社内部的争斗大有势不两立之态，其最终结果也导致两败俱伤。
综上而言，这次关于报刊诗话的诗学论争，不仅是南社内部的一次内讧，也是近代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从中可见，一方面同光体诗派的诗坛盟主地位在当时已无可争辩，其根本不屑或无心与之论争；另一方面，也可见南社宗唐派想要铲除宋诗派深远影响的迫切心态，甚至不惜同室操戈。不可否认，这种激进的文学观在近代革命文学家身上普遍存在，而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其更加不容置疑。它虽然促进了革命思想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但也开了五四运动如是对待旧文学的先河。因而，南社文人群关于报刊诗话的诗学论争，实质上也是两种不同思想潮流的碰撞；从南社的最终瓦解中也可见近代文学的双重性内涵，其合则两安，分则两伤。当然，南社通过这次的诗学论争也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打开了论诗眼光。姚光当选为南社主任之后，即坚决反对“斤斤于唐宋之辩”(《紫云楼诗集序》)而是强调“作诗不用分唐宋，独写情怀真性灵”(《论诗》)的诗学思路，这对以后的报刊诗话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陈衍：《石遗室诗话·庸言》，1913年，第1—9页。
[2]徐世昌指出：“(曾国藩)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戛，独宗江西，积衰一振。”(《晚清簃诗汇》)；钱基博也认为他“于近时诗学有开创之功”(《现代中国文学史》)；钱仲联亦云其“遂开清末西江一派”(《梦苕庵诗话》)都对盛赞曾氏推动宋诗风气的巨大贡献。
[3]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63页。
[4]胡适：《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第144页。
[5]章炳麟：《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6]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五)，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7]柳亚子：《磨剑室杂拉话》，《民国日报》，1917年8月13日。
[8]蒋湘君：《赭玉尺楼诗话》，《民国日报》，1916年1月26日。
[9]闻野鹤：《怬簃诗话》，《民国日报》，1916年9月20日。
[10]柳亚子：《妄人缪论诗派书此折之》，《民国日报》，1917年3月11日。
[11]吴虞：《与柳亚子论诗书》，《民国日报》，1917年4月28日。
[12]成舍我：《论诗》，《民国日报》，1917年7月19日。
[13]闻野鹤：《怬簃诗话》，《民国日报》，1917年6月24日。
[14]柳亚子：《质野鹤》，《民国日报》，1917年6月28日。
[15]闻野鹤：《答亚子》，《民国日报》，1917年7月3日。
[16]朱鸳雏：《平诗》，《民国日报》，1917年7月9日。
[17]姚鹓雏：《论诗视野鹤并寄亚子》，《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
[18]柳亚子：《论诗五绝答鹓雏》，《民国日报》，1917年7月6日。
[19]朱鸳雏：《论诗斥柳亚子》，中华新报，1917年7月31日。
[20]柳无忌：《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
[21]王启芳：《论南社川籍诗人张光厚的民生诗》，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69—72页。
[22]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23]柳无忌：《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24]胡朴安：《南社丛选自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07页。
[26]柳亚子：《再题兰皋所编陆子美集四首》，《民国日报》，1914年5月6日。
[27]柳无忌：《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2页。
[28]柳亚子：《质野鹤》，《民国日报》，1917年6月29日。
[29]张明观：《柳亚子史料札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4—75页。
[30]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5页。
[31]柳亚子等著：《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96年，第1856—1857页。
[32]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8页。
[33]柳亚子等著：《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刻印社，1996年，第3228页。
[34]柳亚子：《质朱鸳雏》，《民国日报》，1917年7月28日。
[35]叶帮义、余恕诚：《20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及其启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163—169页。
[36]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77页。
[37]吴奔星、李兴华：《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
[38]吴奔星、李兴华：《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39]柳无忌：《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0页。
[40]劳祖德：《郑孝胥日记(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