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坡词研究
龙榆生的东坡词研究其实是在晚清民国以来东坡词风激荡背景之中而产生的。早在晚清，王鹏运、文廷式、朱祖谋等人就开始尊尚苏词了，至民国，夏敬观、张尔田等词坛老宿复尊之，胡适选《词选》亦张苏词，俞平伯、胡云翼等继之，至30年代，叶恭绰、龙榆生、夏承焘等人复鼓吹苏词。可以说，民国词坛崇尚东坡词实为当时的一股主要潮流。虽然如此，自晚清以来的崇苏之风因各家的目的、词学涵养不同而表现出巨大的差异。约略言之，当时词坛的尊苏可分成三派：一派重品概，如王鹏运、朱祖谋、张尔田、夏敬观等人，王鹏运说：“苏文忠之清雄，敻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46]朱祖谋、张尔田、夏敬观等人并承其意，作词都参学东坡。一派重时运，如胡适、胡云翼等人。胡适将宋词分成三个阶段，东坡以前的词是“歌者的词”，东坡到稼轩的词是“诗人的词”，之后则是“词匠的词”，他对“诗人的词”评价最高，在其《词选序》中说：“到了11世纪的晚年，苏东坡一班人以绝顶的天才，采用这新起的词体，来作他们的新诗。从此以后，词便大变了。……词体到了他手里，可以咏古，可以悼亡，可以谈禅，可以说理，可以发议论。”[47]俞平伯也承胡适说法，从作法上将词分成“写的”和“作的”，东坡代表的是“写的”词。“所谓‘写的’词，大抵漫不经心，随手写得，多于即席赋成。……‘作的’词则是精心结构，决非率尔写成。作的词精美居多；写的则有极精的(往往比作的还精)，有极劣的”[48]。他们这种说法大体是受白话文学和现代文坛流行的“人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故而对于明白易懂，直抒性灵的词评价较高，幽晦、沉郁的词则不甚措意。
相比王鹏运、朱祖谋、夏敬观、张尔田等老辈词人尊苏而言，龙榆生鼓吹东坡词，带有更多的激情和爱国斗志，相比胡适等人而言，又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当时与龙榆生同气相求的有叶恭绰、夏承焘、唐圭璋等人。叶恭绰在序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时就说：“论词而尊苏，实为正法眼藏。”[49]叶氏自为词，夏敬观评为极近苏、辛。夏承焘与龙榆生常商量词学，对东坡词亦极钦服，在其《瞿髯论词绝句》中有六首论苏词，其钟爱之情可见一斑。唐圭璋亦鼓吹苏、辛词风，如1935年他撰《南宋词侠刘龙洲》，就是这种风气的反映。
龙榆生、叶恭绰、夏承焘等人对东坡词的鼓吹和研究，不仅在于彰显东坡词的词史价值，同时也是他们建设当代词风的一种实践。这在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一文中说得尤其透彻。文中分别从词运和世运两方面论及词风变革的必要性。龙榆生述常州词学流弊时说：“惟其特别注意于声容调度之可循，侧重于技术之修养，其流弊往往使学者以碧山、梦窗自限，而无意上规清真之浑化，与稼轩之激壮悲凉。于是以涂饰粉泽为工，以清浊四声竞巧，挦撦故实，堆砌字面，形骸虽具，而生意索然。”[50]故词不得不变也。世运上言之，则“国势之日削，士气之消沉，敌国外患侵凌，风俗人心之堕落，覆亡可待。……居今日而言词，其时代环境之恶劣，拟之南宋，殆有过之”[51]。所以龙榆生提出“词在今日，不可歌而可诵，作懦夫之气，以挽颓波，固吾辈从事于倚声者所应尽之责任也”[52]。所尊法者，则为东坡，“私意欲于浙、常二派之外，别建一宗，以东坡为开山，稼轩为冢嗣，而辅之以晁补之、叶梦得、张元干、张孝祥、陆游、刘克庄诸人。以清雄洗繁缛，以沈挚去雕琢，以壮音变凄调，以浅语达深情，举权奇磊落之怀，纳诸镗鞳铿
之调。庶几激扬蹈厉，少有裨于当时”[53]。可见，龙榆生鼓吹东坡词风，一在药清季以来词流之弊，一在振时人之气。
至于龙榆生东坡词之研究当始于一九三一年，其时龙氏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主讲词学，暇时问词于朱祖谋，受朱祖谋影响，即着手编纂《东坡乐府笺》，历时约四载，后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54]。后来不停改校增订，一九五七年乃成定稿，复由商务印书馆重印。龙氏治东坡二十年之功，由此可见。龙榆生其他关于东坡的论文，也有多篇，如《东坡乐府综论》、《苏门四学士词》、《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等。
《东坡乐府综论》讨论了苏轼词风的成因、发展过程和影响，同时辨析了东坡词与稼轩词的区别。其成因一源于家学，其父苏洵为文效孟子，孟子之文正以文气纵横见长。东坡亦受孟子影响，此外，其思想趋向庄生和禅宗，“故不滞于习俗，而游行自在”[55]。对于柳词之风行，东坡则敌视之。故其为词，旨在别开疆宇，而偏于表现个性，非不解音律。其词风，不仅以豪放，全部风格，则以“清雄”为最当。词格发展乃有三期：自杭州至密州为第一期，自徐州贬黄州为第二期，去黄后为第三期。第一期词“清丽飘逸，不作愁苦之语”[56]，第二期词“益开拓排宕，所忧者惟无常之感”[57]，第三期词“大抵皆即事遣兴，间参哲理，拟之黄州诸作，稍嫌枯淡”[58]。苏词佳处，龙榆生认为“读东坡词，自当以四十至五十间诸作品为轨则已。”[59]也即龙榆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苏轼在黄州时期创造力的高峰期，这一论断，发之于八十年前，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龙榆生的洞见。
至于苏辛不同，龙榆生认为一在清雄，一在豪壮，“亦未容相提并论”，这对于当时学词必称苏辛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实际上，龙榆生从来没有混淆苏辛的不同，而且也并不赞成用豪放派来定义苏辛词。龙榆生认为莫若以“正宗派”和“革新派”来称谓苏辛和柳永、周邦彦等词风大异的两派词人[60]。在《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一文中，龙氏既探索苏辛词派之共同特征，也不讳言苏、辛词风及后来影响之异。这与笼统地归为苏辛词派或者豪放词派相比，更为切合宋词发展的实际。以苏辛词派在南宋之发展为例，龙榆生认为“苏辛同为横放，而以身世关系，所表情感，亦自殊途。南宋作家，近稼轩者尤众，英雄失志，悲愤情多。其或耿介清超，饶有逸怀浩气者，则仍步趋苏氏”[61]。词风与东坡近者，则有向子
、朱熹、陆游、陈与义等人，张孝祥亦近东坡，而未可严定疆宇。
《苏门四学士词》讨论的是苏门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的词。苏轼既解放词体，而词风之转变以东坡一人之力或未能办，龙榆生特别注意到这点，故拈出苏门四人以期印证东坡之功。龙氏认为东坡有三点影响词风：“(一)关于内容方面者：举宇宙间所有万事万物，凡接于耳目而能触拨吾人情绪者，无不可取而纳诸词中；所有作者之性情抱负、才识器量，与一时喜怒哀乐之发，并可于作品充分表现之；(二)关于修词方面者：所有经史百家之言，乃至梵书、俚谚，举凡生硬字面，为花间派所不取用者，皆不妨纳入词中；(三)关于应用方面者：自东坡出而词可以咏史，可以吊古，可以说理，可以谈禅，可以用象征寄幽妙之思，可以借音节述悲壮或怨抑之怀，而其特征，则调外有题，词中所表之情，未必与曲中所表之情相应。”[62]这三点前人或略有及之，而阐发则未有如龙氏之深且大者。基于此立脚点，龙榆生对苏门词人展开论述。龙氏并不否认秦观与东坡词的巨大差异，同时对于与东坡词风相近之黄庭坚、晁补之亦能分别论之，对于黄、晁二人在词史上之地位多能作平情之论。如秦观，龙氏认为其晚年诸词，并转变词风，风骨之高，乃渐与东坡相近[63]。黄庭坚词，前人以为多不及秦观，龙氏则认为二人并无优劣之分，黄庭坚在解放词体当中亦有两大贡献：“一种为叶韵处全用相同之语助词，或
括他人诗文以入律；一种为借词体以说哲理。”[64]晁补之词，龙榆生认为其发扬东坡词风也有二，一是多作沉咽之词，实传东坡法嗣者；二是词笔富于变化，有时竟以散文之法施之填词[65]。这一评论无疑十分公允，已为文学史所肯认。
《东坡乐府笺》同样是龙榆生在东坡词研究方面一项开创性成果。词学大家夏敬观、夏承焘都对此书进行了高度肯定。若具体而言，《东坡乐府笺》则有如下特点：(一)善择底本和校本。宋元之时所传东坡词集版本有三种[66]：一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曾慥辑刻本《东坡先生长短句》二卷补遗一卷；一是宋绍兴初钱塘刻傅干《注坡词》十二卷；三是元延祐七年叶曾云间草堂刻《东坡乐府》二卷。明代汲古阁主人据曾慥辑本的传钞本为底本，刊行《东坡词》，清季词学大家王鹏运、朱祖谋均以元延祐本为底本校刊编年，而龙氏此笺则以民国徐乃昌传钞的天一阁旧藏明钞傅干《注坡词》为底本。可以说，龙氏所据底本为最善之本，一则《注坡词》时代最早，二则傅干之父即为元祐进士，傅氏藏书甚富，傅氏所注东坡词集更为可靠，三则傅注浩博，颇有可取之处[67]。对校之本则有元延祐本、朱祖谋刻《彊村丛书》本、汲古阁刻本，可以说对东坡词集各本搜罗较备，除此之外，龙榆生还以之与宋时笔记所载东坡词对校，如《东坡志林》、《东皋杂录》等。此举在诗文集校勘中可谓颇具特识；(二)体例完备，且多独创之义例。此书在校笺体例中共分为六个部分：一为校，取各本对校之；二为朱注，取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以系之；三为笺，或取傅注，或加以补充；四为评，取历代东坡词评语附之；五为附录，取历代笔记或词话中论及东坡词本事者附之；六为附记或附考，对朱祖谋系年之误或可疑之作则以辨证之。这一精严的体例对于我们整理名家诗文集都具有特别的意义。(三)笺注精详，取材浩瀚。傅干《注坡词》所引文献已达一百多种，龙氏此笺更广而大之，举凡诗文集、经、子、小学诸书、史志、笔记、诗话、词话、道藏、佛典、碑刻、法帖等无不加以利用，故夏承焘评论龙笺“繁征博稽，十倍旧编”[68]，可说毫不夸张。(四)著述谨严，恪守学术道德。《东坡乐府笺》中有引用傅干旧注者、有引用朱祖谋《东坡乐府编年》笺注者，有引用《东坡诗集》施元之注者、王文诰注者、冯应榴注者、查慎行注者，均不讳言所出，一一罗列，以见前贤注苏之功。这种严谨的撰述作风，即使放之当今，也是令人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