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后民国旧体诗话中出现了辑录品评打油诗等滑稽诗词的诗话。“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长期流行的特殊文体，是中国正统诗歌的俗化形式和非正统诗歌的雅化形式”[57]。其通俗与雅趣结合，实用与审美并重，其贴近现实的草根情结赋予它蓬勃的艺术生命。打油诗不但长期受到群氓百姓的“公开”喜爱，也得到文客骚人的“暗中”青睐，可以说它是历代中国官方主流诗歌重要的补充形式。它来源于生活，又折射生活，反映现实的情形就像一面镜子，通过聚焦现实生活中的假恶丑，以变形、夸张等讽刺手法达到对社会不正之风的委婉批判，和对畸形心理的善意修补。但是在传统旧体诗领域内，打油诗这种俳谐体诗却因其词句粗鄙、音调不谐和品格低下，往往被认为是市井小民戏谑之作，向来不登大雅之堂。它与正统旧体诗的区别，接近文学理论中的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分，很难进入严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在此蒋箸超《蔽庐非诗话》、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特别值得一提。蒋箸超《蔽庐非诗话》勾稽关涉诗歌之掌故轶事，辑录打油体俗律俗绝尤多，谐诗大概有二百余首，占了诗话绝大部分篇幅。如集刘铁冷之谐诗十首，如《咏缺》：“半点朱唇缺一隅，唇亡未识齿寒无。而今言路洞然辟，开口何老咈与吁”[58]可见一斑。集谐诗高手汪虚汝《娃娃曲》，称：“是曲能风能雅，亦文亦俗，读之甚有趣味。”[59]为其乡开口闭口言“呜呼”的诗派作诗云：“意谓改良是呜呼，呜呼惟我独呜呼，呜呼乡荐呜呼贡，及第呜呼落呜呼。”[60]极尽幽默讽刺之意。录作者数首打油诗，既幽默风趣又针对时弊，并称说：“以上十八章仅就不规则之社会言之。”[61]类似之处不胜枚举。这正如蒋氏说：“余著非诗话，有一极纯正之宗旨，不可不为阅者告者，则借诙谐以警世是也。本此宗旨，故搜罗极难，即以平生所作，亦多无理取闹，悉摈不录。仅择其尤关世道者录之。”[62]因此所录滑稽幽默的诗歌多有“警世”的功用，如诗话中有讽抽大烟者、风流病者、狗仗人势者、为竞选丑态百露的议员等等谐诗，可以说作者在幽默诙谐之间传达一种对社会的隐忧和关注，诗话的现实与世俗关怀在此很好地融为一体。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自序中说：“今之国步方艰，欲循世而未免有情。学营利乃为鬼所弄，拟放怀诗酒，遣兴浇愁，以度可怜之岁月。则酒虽能饮，愁总难浇，诗未学成，兴将和遣。于是不获已。而剿袭陈言，搜罗新报，旁采时贤近作，选得古今滑稽诗词若干首。略加诠次，汇编为一册。以自娱乐。诗固波诡云谲朔髡逊此诙谐，词尤燕婉莺柔，温李无其香艳，把一编而在手，妙众论以粲花，历箴刺之微言，俗非伤雅，开胡庐之笑口，醒亦能狂，穷达虚妄，累块顿释。”正因“开胡庐之笑口”，诗话中辑录了若干趣味横生的打油诗、俗律俗绝，并偶涉男女之私情。仅录一首以一点窥见全豹，如昔人《咏剃头》：“闻道头堪剃，马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是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63]圆转如珠，传诵至今。作者在注重滑稽趣味性强的诗作同时，也强调滑稽诗词警世醒人的讽喻作用，如诗话中记一极具讽刺性的事例，昔人谓知县衙门种种人物有十二生肖之分，某君戏作十二诗称少爷属鼠、封翁属牛、小姐属兔、门告属虎、账房属龙、刑钱属蛇、姨太太属羊、官太太属马、本官属猴、书办属鸡、差役属狗、官亲属猪。作者称“牛鬼蛇神，一时并现，可作一旧时代官场之现形记读”[64]，所录十二首诗歌借生肖动物本性之特征对所述其人极尽讽喻之本领，在此，仅录一二首以见之，如《本官属猴》：“坐衙啊喝性方严，参儿夫人便杀威。移步随行顷刻换，真堪绝倒沐猴冠。”《官亲属猪》：“豆羹饱食共酣眠，无束无拘似散仙。独有赃私抡不到，眼红只好作旁观。”此外作者还记录一逸事并再次强调作滑稽诗的目的和作用：“有梅生者，眷一薛姓姬人，留恋往返，迷而不悟，其友某君改为旧句讽之曰：‘梅薛争春未肯降，帮闲弄堂费文章。梅须逊薛三分阔，薛却输梅一段长。有梅无薛不成亲，有薛无钱也不成。日暮将钱交与薛，与梅并作十分春。’梅生见诗大悟，即起归家。诗之感人，一至于此，凡作滑稽诗者，以此为正宗，否则徒事嘲谑，取憎于人，有损于己，浪费笔墨。”类似之处不一一列举。王一叶《食藿斋诗话》录入尤西堂诸首打油诗，仅举一例以见之，如其纯打油诗《题三百六十行图》：“三百六十行行在，关巧争奇几万千。笑我一行都不会，饥来吃饭困来眠。”[65]胡山源编《幽默诗话》书名中“幽默”二字即为外来词汇，书中前言为胡山源用白话文阐述编写《幽默诗话》前的心境及缘由。全书共四部分，即幽默诗话、幽默词话、幽默曲话和幽默联话。收辑了来自各种诗、词、曲、联话的幽默文字外并旁及古今各种笔记，抉其性质相同者。所选文字，意趣诙谐而富有隽永之味。时行笑话书上之打油诗以及猥亵诗词均不收。务须有话，单篇的幽默诗词曲联也不录。这种对诗、词、曲、联系统的收辑，这在民国旧体诗话中仅此一例，而诗话对曲话、联话的收录更可见作者关注俗文学的平民意识。在此笔者仅选一则以一斑而窥见全豹，如幽默诗话中选自《隽永录》一则，白纸诗：士人郭晖，因寄安问，误封一白纸去。细君得之，乃寄一绝云：“碧纱窗下启缄封，尽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66]一小失误，没有责备，却被诠释为“一切尽在不言中”，诗歌流露着些许的戏谑与豁达之气。
自先秦迄晚清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俗到雅、从雅到俗不停演变转化的过程，尤其是进入隋唐以来，俗文学的发展就日益繁荣起来，而至宋元明清，以小说、戏曲等为代表的俗文学无论从创作群体还是接受群体都走向成熟，俗文学的繁荣发展已成必然之势，对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自然也亦步亦趋。然而，小说戏曲之崛起，并未能改变其作为“末枝”“小道”之俗文学的地位，未可与作为“文学正宗”的诗文相提并论。唯其至晚清时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西方大量的文学理论著作此时也陆续传入中国，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主体的现代文学观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国人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结构开始出现整体性的位移，即由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转向以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为中心的现代文学观。例如梁启超等人是在接受了西学之后，才提出“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说法，可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才看到了种种被正统文人冷落的俗文学对唤醒国民精神的重大作用，故而大力张扬小说戏剧之长，借鉴日本和西方文体改革经验，明确提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的文体要求。如果说西学的影响是促使俗文学发展的外来因素，那么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传统知识分子从“士子”到“学者”的身份悄然发生了位移则是本土因素。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几千年来文人学士一直视为正统的文言市场的丢失，这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说1905年之前，知识分子苦读圣贤书，视文言文为生命，是因为那缥缈的人生仕途之梦，但科举的废除宣告了梦想的破裂，也同时宣告了他们与古文的决绝。这种文化身份的陡然转向，促使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下既要不停地接受外来文化，西为中用，更要从内心深处去梳理传统文化，挖掘、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新的文化体制建设的内容，在新旧更替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生存的知识分子的本色决定了他们既要否定传统，又要高扬传统的矛盾心理。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曾经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就成为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成为他们治学的最佳选择。”[67]因此从文学结构来讲，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正宗，小说戏曲仍为从属地位，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地位已从边缘转为中心。而在俗文学研究现代转型中，王国维和鲁迅两位学者无论是从文学史学的探索还是现代性的批评范式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论及王国维涉足俗文学领域，首先是他于1904年撰写的《红楼梦评论》，这是20世纪初期中国学界第一篇现代性的小说批评文章，其学理关注、批评方式和学理精神都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学术观照中，《红楼梦》备受俞大纲《廖音阁诗话》、刘衍文《雕虫诗话》等诸本传统诗话的关注就很自然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晚清至民初以来谐趣文学与谐趣文化借中国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之便，谐趣文得以趁势而起，成为一种重要的报刊和文学表达方式，对文学的传统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68]。而20世纪2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学运动的兴起将民间文学、说唱文学等等文学样式与小说、戏曲一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文学观念上看，它改变了知识分子对文学、对社会、乃至对普通民众的根本态度，彻底打破了以诗文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念，在晚清民初以来高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样式的基础上，将俗文学的研究彻底引向民间，深入到社会最底层深处[69]。几乎与此同时20年代中期林语堂热衷于提倡幽默文学，30年代中期，他主编《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大力提倡幽默，为幽默文学尤其是小品随笔提供创作园地。因此在这样张扬幽默、谐趣的俗文学时代潮流中，南村《摅怀斋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孙雄《诗史阁诗话》、曼昭《南社诗话》、刘衍文《雕虫诗话》等收辑民谣俗歌、调笑小词，竹枝词，数量虽不多，但无疑可见传统诗学批评家批评视野的转变。而蒋箸超《蔽庐非诗话》、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上海会文堂书局《诗词趣话》、胡山源《幽默诗话》更是将晚清以来对幽默谐趣俗文学的关注进行到底。胡山源在《幽默诗话》自序中说：“看来天下大势，由盛而衰，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物极必反，幽默的气数已到，不久之间，一定又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奉天承运，在出版界称孤道寡的。好在我早已无此幽默雅兴，用不着如丧考妣的痛悼也。更用不着在发什么别的幽默的宏愿了，在这里，我叫了一声：‘再会吧，幽默。’”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遭到鲁迅的血淋淋的解剖之后，迫使他不得不远离中国，而他所办的幽默刊物，虽未停刊，然声色究竟大减了(引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胡山源作为发生了现代嬗变的诗话作者，其《幽默诗话》自序所言应是对针对当时幽默文学由极盛而转为衰微的文学现象，虽然胡氏在序言中宣称自己已无幽默雅兴，然胡氏编写《幽默诗话》的文学批评行为可见其对充满着谐趣、幽默俗文学的热爱及对幽默文学盛极而衰的痛惜。刘大白《旧诗新话》关注俗文学就是作者作为旧学精湛的新文学倡导人新诗改革观念的体现。而杨香池对“诗体小说”、汪囯垣对“历史兼社会小说体”等崭新批评术语的自觉使用同样让人惊喜，即便是杨钧对《水浒》保守的批评态度仍可见其世俗关注情怀。由此可见，民国旧体诗话作者不同程度地关注俗文学，不仅延续了晚清以来关注俗文学的情绪，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推波助澜，然而同时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平民化关注视野的体现和产物，因此民国传统诗话所表现出来的通俗性从某种角度来说已具备一定的现代性，民国旧体诗话也因此呈现出与历代诗话不一样的崭新质素。
【注释】
[1]胡适：《胡适作品集》，第36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2]杨景龙：《试论古典诗歌对20世纪新诗的负面影响》，《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3]陈衍：《石遗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以下选自《民国诗话丛编》的诗话均出自此版本，此后不再赘述。
[4]孙雄：《诗史阁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二)》，第196页。
[5]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民国诗话丛编(一)》，第704—705页。
[6]袁保香：《冷观庐诗话》，1915年影印本，第20—22页。
[7]袁保香：《冷观庐诗话》，1915年影印本，第51页。
[8]蒋抱玄：《听雨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92页。
[9]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29页。
[10]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529页。
[11]王蕴章：《然脂余韵》，《民国诗话丛编(五)》，第85页。
[12]于榕章：《紫荆山馆诗话存稿》，民国十一年(1922)钞本，第5页。
[13]俞大纲：《寥音阁诗话》，《俞大纲全集·诗文诗话卷》，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7年版，第186—187页。
[14]俞大纲：《寥音阁诗话》，《俞大纲全集·诗文诗话卷》，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7年版，第210—211页。
[15]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1页。
[16]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23页。
[17]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05页。
[18]陈圣生：《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9]郑乃藏 唐再兴主编：《文学理论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20]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201页。
[2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297页。
[22]杨义主笔：《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3页。
[23]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民国诗话丛编(五)》，第430页。
[24]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民国诗话丛编(五)》，第432—439页。
[25]陈中岳：《侠龛随笔》，卷一，民国十五年铅印本，第9页。
[26]陈中岳：《侠龛随笔》，卷一，民国十五年铅印本，第9页。
[27]胡朴安：《南社诗话》，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合编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28]杨钧：《草堂之灵》，1985年岳麓书社点校本，第325页。
[29]南村：《民权素诗话·摅怀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16—217页。
[30]南村：《民权素诗话·摅怀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17页。
[31]南村：《民权素诗话·摅怀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17页。
[32]蒋抱玄：《听雨楼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287页。
[33]夏敬观：《学山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63—64页。
[34]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7页。
[35]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7—459页。
[36]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9页。
[37]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9页。 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5页。
[38]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59页。 刘衍文：《雕虫诗话》，《民国诗话丛编(六)》，第465页。
[39]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民国诗话丛编(一)》，第543页。
[40]孙雄：《诗史阁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二)》，第193页。
[41]孙雄：《诗史阁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二)》，第195—196页。
[42]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699页。
[43]杨香池：《偷闲庐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三)》，第712页。
[44]袁嘉谷：《卧雪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二)》，第371页。
[45]曼昭：《南社诗话》，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合编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46]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624页。
[47]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624页。
[48]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567页。
[49]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666页。
[50]沈其光：《瓶粟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五)》，第666页。
[51]转引自陈永正：《岭南诗歌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52]刘大白：《旧诗新话》，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3年版，第31页。
[53]刘大白：《旧诗新话》，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3年版，第45页。
[54]刘大白：《旧诗新话》，北京市中国书店出版，1983年版，第47—48页。
[55]刘代霞：《承旧启新的〈旧诗新话〉》，《毕节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56]赵元礼：《藏斋诗话》，《民国诗话丛编(二)》，第245页。
[57]王珂：《论打油诗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平民性》，《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58]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一，第11页。
[59]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一，第14页。
[60]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一，第17页。
[61]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一，第26页。
[62]蒋箸超：《蔽庐非诗话》，海上蔽庐出版社，民国四年(1915)年版，卷二，第13页。
[63]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民国十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刊本，第26页。
[64]范左青：《古今滑稽诗话》，民国十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刊本，第32—33页。
[65]王一叶：《食藿斋诗话》，《新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三期，第195页。
[66]胡山源：《幽默诗话》，民国三十三年上海世界书局刊行，第8页。
[67]谭帆：《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68]杜新艳：《晚清报刊诙谐文学与谐趣文化潮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69]周忠元：《20世纪20年代歌谣学运动与俗文化研究》，《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