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与今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小说话，本来就非凭空而起，而是与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形式来看，毫无疑问是直接受到了中国传统诗话、词话等的启发，又与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血脉相连。在明清两代，虽无“小说话”之名，但早有“小说话”之实。比如乾隆年间出现的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徐凤仪的《红楼梦偶得》等，实际上早已是像模像样的独立的小说话了。假如再往前推，像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中的有关部分，已开始将“小说”作为子部九流中的一家来集中加以考辨与述论，且能独立成章，故完全可以视之为中国“小说话”的发轫了。稍后，如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之类，尽管附于他的《水浒传》的评点本的卷首，但究其特质，也是小说话一流。所以，自胡、金以降，明清两代的小说话之作已有不少。清末民初的小说话，尽管兴起的文化背景与主要载体等，与以前大有不同，但毕竟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不仅在名称上、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与观点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从内容上看，清末民初小说话中有不少是介绍或考论传统小说的，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总结小说规律，乃至在评论新小说时，其所持的观点往往还是十分传统的。例如，天游的《小说闲评》(1911年3月20日至4月2日《民立报》)在总结“小说之义”，以作为“新小说家借鉴之资”时，就提出了“三体”、“十忌”。所谓“三体”，就是纪传体、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所谓“十忌”，就是“忌有意作关系文字”，“忌先标出全书为主之主人”，“忌无回应，不贯串”，“忌起结平沓”，“忌装潢无理法”，“忌贪写闲事，妨害正文”，“忌写神怪”，“忌写战争”，“忌落前人旧套”，“忌续作”。天游的这些“小说之义”，显然是“药方只贩古时丹”，用传统来请新小说家们借鉴。有时，他们竟直接用古代文论家的语言来论述或比附当代小说的创作，如冯笑卿的《小说话》，就用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来要求当代的小说家“志高旨洁”；用袁枚的“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来提示“言情小说易学而难工，社会小说难学而易工”(1925年5月24与31日《申报》)。至于在具体评论新小说家时，有时就直接用古代的作家来作比拟，如张恨水在《申报》(1921年2月12日)上撰小说话时，就将当时十几位小说家与古代的文学家相比拟，以揭示其相同的文字风格与创作特点，如云：
林琴南一代词宗，语有来历，似杜少陵，而其心怀故主，寄托遥深，则似吴梅村。……恽铁樵写情写景，千锤百炼，绝似柳柳州。李涵秋穷年累月，著作不休，似陆剑南，而走笔疾书，不暇修饰，文出于率，时多语病，则仿佛袁随园。叶楚伧才大如海，心细如发，白话文言，均超上乘，似盛唐才子，而其意气纵横，假酒助勇，则又似李青莲。周瘦鹃长于哀情，回肠荡气，语语伤心，值似孟郊，词华藻丽，满纸血丝，则又似李长吉。
如此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这些小说论与传统文学观之间有着深切的关系。
但是，在从传统而来的小说话作者们中，有些人一开始就重视小说与当今现实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所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可以说是当时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注重“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清末民初小说话自始至终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考量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中，他们首先强调的是小说对现实的变革有“不可思议之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一时间，小说被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尽管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提醒要注意另一个方面，即现实对小说的作用，指出“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曼殊《小说丛话》)，“小说之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蛮《小说小话》)。但是，最初人们的兴奋点还是在小说能“醒睡狮、唤国魂”(铁《铁瓮烬余》)，过分夸大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当辛亥革命用枪杆子改写了历史之后，人们对笔杆子的作用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再也没有人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之类的过头话了，但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还是一直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如1914年11月16日《群强报》上载有《小说谭》一文，还强调小说“顶要紧的，是励增我们志气，唤醒世界愚梦，破除社会习染”。到1920年6、7月，忍杰在《申报》上连载《小说漫谈》，也强调“小说的最要目的……乃是由我的观察宇宙万象的结果，用我正确的学识眼光，去描写社会上一切现象和人生的意义。”当时有相当一批小说话是十分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中，它们讨论了如何处理好论古与今用的关系问题。
首先，在当时的小说话中，除了一些纯考辨文献性质的述作之外，在论古时往往是为了今用的。如早在《新小说》上发表的《小说丛话》中，一些论者在论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时，就是为了宣扬自由、民主、民权与民族革命等一些新思想，为他们的维新政治或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稍后，如季新(汪精卫)的《红楼梦新评》(1915年《小说海》第1、2期)，在论《红楼梦》是一部“中国之家庭小说”时，就是以“去专制，重人权”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为指导，认为“国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国家”，在揭示《红楼梦》所反映的“中国家庭种种之症结”时，实即批判了当时国家政治的专制，富有现实性。这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后，汝衡的《红楼梦新评》(1922年6、7月上海《时报》连载)，虽然批评了这类在当时流行的“《水浒》代表革命思想，《红楼》代表种族思想”等说法，认为这样是将古代小说的意义狭隘化了，“使《红楼》仅仅代表种族思想，则此书不过代表一时代而已”，但他在强调《红楼梦》的“文学上之价值”，将它的意义上升到“放诸四海，通诸六合”而加以抽象化之后，实则扩大了《红楼梦》的现实作用。与此相反，也有一些论者反其道而行之，将古代小说的现实意义指向具体化。如冯叔鸾在《晶报小说话》中有两篇论及《金瓶梅》的文章，很有意思。一篇题即为《〈金瓶梅〉与现社会》(1924年3月1日《晶报》)，另一篇题则为《〈金瓶梅〉与近代政局》(1921年4月3日《晶报》)。在前一篇小说话中，他指出“现社会受旧小说势力之支配”，“当推《金瓶梅》第一”。为什么呢?他说：“盖今之居高位挟重权者，迹其行为，不为淫妇，必为小人，固皆不失其潘金莲与西门庆之资格者也。余故认《金瓶梅》为旧小说支配现社会之最有势力者。”假如说，这还是从一般意义上揭示《金瓶梅》的现实意义，稍显抽象、笼统的话，那么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更加具体化了，他说：
我说近代中国底政局大似《金瓶梅》，袁项城豪夺巧取，卒不免于家破身亡，好似西门庆。
某巨公老成持家，竟不能防患未然，好似吴月娘。
王士珍名位俱尊，却碌碌无所见，似李娇儿。
段祺瑞廉介自持，不免于讥议，似孟玉楼。
冯国璋怀财先亡，大似李瓶儿。
梁士诒历仕数朝，声名狼借，而刁钻特甚，恰似潘金莲。
叶恭绰与梁为伍，而自成一军，有似春梅。
江朝宗专为人作粗活，直似孙雪娥。
宋教仁才调无双，卒受牢笼以死，则似宋蕙莲。
清摄政王弄得家破业亡，有似花子虚。
梁任公以术饵袁氏，卒致袁氏之死命，有似韩道国。
洪宪时代筹安会诸公，则不过似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一流人也。
当然，这是一种比附，未必十分正确，但毫无疑问，他还是揭示了古今之间在某一点上的共通性，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也不失为一种古今联系的考察。
在对于中国小说古与今的问题上，《月月小说》的主笔吴沃尧的观点值得注意。他面对着当时对于我国古典小说的评价，或如梁启超所刮的全盘否定风，指责“中土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或如侠人、定一等刮的将古人现代化的风，他们用流行的新观点来解释《红楼梦》为政治小说，《水浒》为倡民主民权等等，能够巍然独立，头脑清醒，比较客观地论述了古与今的关系。他在《杂说》中批评动辄否定古人的错误倾向曰：他这里所谈的“设身处地，为前人一设想”，实际上就是要求批评家不要以现代的标准来訾议古人，而应当历史地、客观地作出评价。与轻率地否定古人的态度相反的是将古代作品的主题思想现代化，因此，他接着批评道：
吾人生于今日，当世界交通之会，所见所闻，自较前人为广。吾每见今人动辄指谪前人为谫陋者，是未尝设身处地，为前人一设想耳。风会转移，与时俱进，后生小子，其见识或较老人为多，此非后生者之具有特别聪明也，老人不幸未生于此时会也。……今之动辄喜訾议古人者，吾未闻其自訾襁褓时之无用，抑又何也?
轻议古人固非是，动辄牵引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于今人之论小说，每一见之。如《水浒传》，志盗之书也，而今人每每称其提倡平等主义。吾恐施耐庵当日，断断不能作此理想。不过彼叙一百八人，聚义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会之现状耳。吾曾反复读之，意其为愤世这作。……《水浒传》者，一部贪官污吏传之别裁也。……吾虽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读《水浒传》，则谓《水浒传》为今日官吏之龟鉴也亦宜。
“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阑入今日之理想”，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古代作品的另一种表现。很清楚，用今日之思想苛求古人，则会觉得古代作品一无是处；用今日之思想迎合古人，则会觉得古代作品都似今人。这一左一右，表现形式不同而其实质都是脱离历史实际的主观唯心的批评态度。吴沃尧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比较实事求是，因此能对我国古代的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名著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此外，蒋箸超在《古今小说评林》(民权出版社，1919年)中提出的“不在存古而在辟新”的观点也值得赞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点明了古与今的关系。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的目标当指向将来，开辟新境。而要辟新，他提出关键是“先有一世界之眼光”，这样，“方能言之有物，而于大势亦不相背”。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其大势是各种新的思想、文化与物品都在源源不断地涌进，已经对社会，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古与今的问题，实际上是直接关系到中与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