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创作旨向与艺术功能

民国以降传统词学对词作体性辨析的第二个维面，是偏于从词的创作旨向与艺术功能角度加以展开。在这一维面，清代，王岱、徐旭旦、包世臣、魏际瑞、丁澎、梅曾荫、蒋景祁、陈星涵、张百禥等人曾作出过不少论说。延至民国以降，邵瑞彭、王闿运、赵尊岳等人对词之创作旨向与艺术功能继续予以阐说，不断丰富与完善了词作体性之论。

民国中期，邵瑞彭《红树白云山馆词草序》云：“夫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则词不如诗。发摅性情，卬治乱，登高临远，流连景物，则诗不如词。五季以来，盖有一志倚声而诗名无闻者。至于诗人为词，断无弗工，更无弗传。”^[9]邵瑞彭概括诗词之体在艺术表现功能上是有所偏重的，其体现为：在有益于教化方面，词体是难以与诗体相提并论的，它更适宜于抒发人之性情，感慨人事过往，是更见“私人化”的文学体制，其所显现社会价值与道德功能则较诗体为弱；但在抒写人的性情及对人与自然事物交融感发的表现方面，词体又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邵瑞彭归结善词之人必定能诗，而能诗之人则不一定善词，见出了词的创作更体现出独特性。总之，诗体的优长在于其社会功能更容易得到发挥与实现；相对而言，词体则更适宜于表现主体思想情感与生活趣味，两种文体在艺术表现上确是各有所长的。其相互间有着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联系，但确又存在内在“消长”与“替变”的关系。王闿运《论词宗派》云：“然诗文之用，动天地，感鬼神；而词则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大小颇异，玄妙难论。盖诗词皆乐章，词之旨尤幽，曲易移情也。”^[10]王闿运对诗文之体与词体的艺术表现功能及效果予以比照。他概括诗文之体的艺术功能偏重于社会性一面，而词体的艺术功能更在于个人性一面；从所产生艺术效果而言，诗文之体似更容易感天动地，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而词作之体微婉细腻，似更容易深入人心、留之长久。虽然两者都属于音乐性文学体制，但在表现社会现实内涵及移人情性、感动人心上确乎是存在差异的。

民国后期，赵尊岳《广川词录序》云：“词于文章尤极要眇之旨，广襟抱之情。谓其有涂辙也，则近于刻舟以求剑；谓其无师授也，则又每每涉于歧趋。承学之士，消息所系，圣解自悟，遂有未易言诠者。”^[11]赵尊岳比照词体与文章之体的艺术表现功能及创作特征。他认为，词的创作旨向及内涵表现相对更见细致幽深，它是甚有利于表现人之情怀襟性的文体，容易触及人的心灵深处；在创作取径上，词的创作更多地体现出似“有法”而“无法”的艺术特征，其关键落足在创作者的心灵之悟，其具体创作之法相对是不容易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