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性与公众性共存
话体批评产生于个人阅读体验，是个人在阅读中产生的思绪火花的随意播撒。如欧阳修最初作《诗话》也不过是为了娱老资闲，其所谈所作皆是植根于个人的生活情态。其创作动机始于个人而非迫于外界，其写作模式为随意而为而不是遵章循法，其最终目的是有用于己而不是求功于人。这种个人化的创作姿态，在后来的话体批评发展中成为一直是不曾消泯的潮流，即使到了民国小说话中，也已然可见其昂然的势头。民国时期的人文生态与此前一个显著的不同点是，文人们卸去了代圣人立言的束缚，脱略了纲常理教的桎梏，文学阐释上也没有强尊诗教、用功教化的舆论要求，相反，追求个性独立、探索艺术规律反倒成为热捧的精神。民国小说话的作者们在写作时常常会强调其笔下所讨论的内容仅为其个人意见，没有其他的附丽，甚至以此为荣。如王小隐的《读红楼梦剩语》就慨谈：“我把这篇‘发端’写完，有的说这不过是你一个人的见解罢咧，怎么能够说尽《红楼梦》。我道：这话狠对，诚然是我一个人的见解，但若不是，怎么能说是王小隐的《读红楼梦剩语》，又怎么能叫‘剩语’呢?”反对者的意见中还裹挟着以往的思维惯性，而王小隐则完全以独立的个人化表达为荣，这完全是新时代的新风尚。这种追求个人化表达的欲望，在民国小说话中多所呈现，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敢于反抗权威，敢于对抗俗见，敢于不徇众情。胡寄尘的《小说拉杂谈》就有虽万千人吾往矣得气魄，他说：“近来出版的小说杂志实在多了，但多是小说的作品，没有什么小说的评论。只有《良晨周刊》里有了几篇，然可惜太少。我现在要尝试尝试做这种小说拉杂谈。我是不顾忌一切并不徇情，而完全自由说我的话。至于说的是不是当然，另一问题了。”[20]可见，“完全自由”，完全个性化的表达已成为某些小说话的主要诉求。当然，民国舆论场风波起伏，文人面貌各异，且随环境不同甚至观念多有更改。同样是胡寄尘，他在《小说管见》中的言语姿态就较为谦和。“余草《小说管见》，不敢涉及当世作者之长短，一则所见有限，不敢妄言；一则恐启党争之端，以致缠纠不了也。虽然，吾甚望吾言之不中耳。”[21]虽语气，但其表达自我意见的诉求丝毫没有降低，在“当世作者”陷于新旧“党争”的时代，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的鲜明主张：“中国之旧小说固然有坏处，但须以中国之法补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国之法补救之。中国之新小说也有坏处，但须以新法补救之，不可以完全旧法补救之。”正是因为私人化表达的特性，小说话的观点在发表前多未与人商谈考量，其偏颇或公允都在未定之间，小说话的作者对此也不讳言。他们在言论公允与言论自由之间，更多的是先选择后者。郑逸梅在评价民国小说杂志，凭借的就是其一己之见，“小说杂志，汗牛充栋，难以尽列，不敏的丛话，不过把一己所知的写些出来罢了。拉拉杂杂，没有先后次序，或有缠误失考的地方，还望杂志之老读者，加以指正呢”[22]。这种情况在民国小说话中是常态，岳璋在《小说丛话》中也有这样的表述：“我这几段小说丛话，也是一知半解的话。诸位不要见笑。”[23]
民国小说话与此前话体文学批评的一个显著区别即是其能快速地发表在公开的传播媒介上报纸、刊物等媒介特别是小说家执掌的刊物都是有意识地组织小说家撰写小说话，一种小说话由多人撰成再火速刊登，交由大众评议，是民国小说界独特的景观。在种背景下，小说话的私人性降低，而公众性开始得到彰显。20世纪最早正是定名的小说话——“小说丛话”遵循的是这种写作发表模式。“小说丛话”在《新小说》的“论说”栏于1903年到1904年分期刊载，饮冰、平子、曼殊、侠人、蜕庵、璱斋、慧广、浴血生、知新主人、昭琴、趼人等人先后撰稿。各人所作，短则三言两语，多则千余言，灵活不拘。1906年，曾出单行本，合名曰《小说丛话》。这种多人撰述、长短不一、依托报刊、分期登载的形式对民国小说话的生成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民国时期，不少小说话的生成模式与该《小说丛话》如出一辙。如《星期》曾模仿《新小说》设“小说杂谈”，琴楼、马二、无虚生、琴倩、伊凉、以刚、赓夔、灵蛇、鹃魂、董希白、吴兴、转陶、郑逸梅、无诤、吟秋、戴梦鸥、醉绿、镜水生等十八人先后在其中发表文章。《小说日报》曾专辟“小说话”专栏，专门刊载小说话文字，前后有许廑父、徐枕亚之外，何海鸣、徐卓呆、秋月柳影、听潮生、
一、郑逸梅，以及署名啸庐、心父、黄癯仙、半厂、潘
农、三三、廉子玉、章抱桐、周大年、渔阳方武、俞天愤、DG、冯霭如、孙郎、金一仙、新厂、白板、觉园、剑飞、松庐、董巽观、金仙、梁寿卿、张乙庐、金智周、季康、玉衡、郭元觉、子才、乙庐、嵩云、剑禅、方为舟、赵吟秋、严旭旦、世芳、忏庵、哀自、菊影、庸庸、姗姗、震酣等人在其中发表小说心得，其间参与的人数、话题的广度以及理论深度比起《新小说》之《小说丛话》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的报纸虽没有明确设置类似“小说话”的栏目，但也大多在固定的版面定期或不定期地发表小说话的文字，如《最小报》自1922年创刊到1923年第6期先后刊载了张枕绿、徐卓呆、楼剑南、赵苕狂、姚赓夔、张碧梧、胡寄尘、周瘦鹃、何海鸣、范烟桥、吴灵园、张舍我、江红蕉、朱智先、潘祖贤、钱唐邨、曼郎、韵秋女士、朱秋镜、江鼎文、王立方、顾哀梅、无虚生、俞千芳等人所撰的小说话。还有的报刊出于其营销的需要，专门刊载某些类型的小说话，如《半月》从第一卷第六号至第四卷第一号先后登载了张舍我、王天恨、朱
、鲍眕、程小青、范菊高、郑逸梅等人专门谈侦探小说的小说话。其他如《申报》《晶报》《金钢钻报》等也有类似的举措。民国时期，报业大兴，普通的读书人获得了千百年来所未有的迅速传播自己声音的媒介，报刊方又能灵活地提供足够的平台，将不同读书人的声音集合起来，形成宣传效应。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报业巨子，结合现代传媒的新特点，为新出现的小说话开创出不同于旧体诗话、词话等新的生成方式，赋予小说话截然一新的文本面貌。因此举措暗合新时代的传媒特点，故在其后能为众多报刊效法。
小说话创作中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也不是完全截然对立的，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构成了小说话的整个创作过程，毕竟有不少出于私人动机的小说话最终会发表在极具公开性的刊物上。如果要在二者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话，私人性指示的是写作状态，而公众性则是就发表面貌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