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的“林黛玉”

民初就有人说：“周瘦鹃，不但名似巾帼，而且他的为人，也很富于女性，从前曾化装女子摄影，题者甚多，并有‘文艳亲王’的艳誉”^[2]；瘦鹃亦曾自我剖白：“我的心很脆弱，易动情感，所以看了任何哀感的作品，都会淌眼抹泪，象娘儿们一样。”^[3]可见，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女性气质。瘦鹃还说：“我虽是一个男子，而我的性情和身世也和她(林黛玉)有相似之处：她孤僻，我也孤僻；她早年丧母，我早年丧父；她失意于恋爱，我也失意于恋爱；她工愁善感而惯作悲哀的诗词，我也工愁善感惯作悲哀的小说。因此当我年轻的时候，朋友们往往称我为小说界的林黛玉，我也直受不辞。”^[4]众所周知，林黛玉是多愁多病、葬花流泪、见月伤心的柔弱女性形象，瘦鹃的“直受不辞”正说明他与“至性”“多情”之林黛玉的心灵相通。

巧的是，周瘦鹃年轻时的一段恋史形成了他一生痴迷的“紫罗兰情结”和一泓永不衰竭的“泪泉”。结婚第三日，他就把这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告诉了“九华帐里”的爱妻；中年时，他在《紫罗兰》杂志上向读者发布《爱的供状——附〈记得词〉一百首》；晚年，他还对女儿说：“我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抒情作品中，始终贯串着紫罗兰一条线，字里行间，往往隐藏着一个人的影子”^[5]。他创办的个人小杂志取名《紫兰花片》，并设专栏“银屏词”，因“紫罗兰”名“周吟萍”。他甚至想把生活中的一切都与“紫罗兰”扯上关系，其书斋叫“紫罗兰盦”，他用紫色墨水、紫色稿纸、紫色信笺……他的“紫罗兰情结”后来竟因其文艺界明星身份慢慢演为当时的一个公共话题，上世纪三十年代曾被言情小说大师张恨水写成长篇小说《换巢鸾凤》，并由瘦鹃亲自排日付印于他主编的《申报》副刊《春秋》上。当然，“紫罗兰之恋”于他的小说著译影响最大，他在民初著译的那些连篇累牍、引人落泪的“哀情小说”之源就是这种“爱而不能”的缺失性体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心理，艺术家的缺失性体验非常复杂。就瘦鹃本人而言，不仅表现为“爱而不能”的初恋受挫，更表现为“不能不爱”的情丝牵绊。二周相恋却不能结合，不因他们爱得不真、不深，也不因一方移情别恋，而是因为那个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正如瘦鹃自己讲的“最初的六年，因为局势已定，无力回天，自幼儿订定的婚约，把她一生的命运支配了，我那一颗空洞洞的心，老是被苦痛煎熬着，是一种搔爬不着而又没法疗治的苦痛。彼此因为在旧礼教压迫之下心虚胆怯的缘故，只是借微波以通辞，假尺素以达意，从没有敢会一次面，说一句话，若有情，若无情，老是在这样虚悬的苦痛中煎熬下去”^[6]。这“最初的六年”，即1912至1917年，正是瘦鹃创作“哀情小说”的高峰期。由于现实中“若有情，若无情”的恋爱难以满足瘦鹃的情感需要，他必然为了克服缺失、求得满足而努力调动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于是，一篇篇“哀感顽艳”的小说从其笔端自然流泻出来。拜伦曾在《唐璜》中写道：“假如劳拉做了彼脱拉克的妻子，想一想吧，他会终生写十四行诗?”^[7]将其移在瘦鹃身上，即可说：“假如紫罗兰做了周瘦鹃的发妻，他怎么会写出那么多哀情小说?”不过，周瘦鹃的眼泪太多了，“瑟瑟哀音，流于言外，滔滔泪海，泻入行间”^[8]，连他的好友们都劝他“节哀”，陈小蝶还曾写诗规劝：“弥天际地只情字，如此钟情世所稀。我怪周郎一枝笔，如何只会写相思”^[9]?甚至连读者都来信要求他别做了。可是，民初瘦鹃的心中只有一泓“泪泉”，怎能奔涌出“笑花”呢?

总之，民初的周瘦鹃是多情多泪的，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落花怨》仿佛就是他民初十余年小说撰译的“预告片”。那是一阕男女相恋又无奈暌离的“断肠词”，那是一曲“哭将来朝鲜第二之祖国”，预拟亡国奴情状的“爱国歌”。正因为瘦鹃太善于摹愁写恨了，民初同人不仅将他称为小说界的“林黛玉”，还将他比拟为“海棠花”，说：“瘦鹃文字，以凄艳胜，血泪斑斑，不知化尽几许海棠。陆游咏海棠云：‘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可见海棠之于鹃，自有连带的关系，前人已经说过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