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社会教化

小说一直是与社会人生联系最紧密的文体，其对社会的作用意义在近代被广泛认识甚至被无限夸大。小说话以谈论小说为主，小说的社会功用得到普遍重视，小说话作者甚至以剖析小说的教化意义为目的来撰述小说。梦梦生的《说红楼梦》即是专就《红楼梦》指导人生的意义而谈：“《红楼梦》的小说，久经脍炙人口，凡是稍通文义的，大概无人不瞧。因为求深极深，爱浅也能极浅，亚赛蜃楼海市，倏忽变化无穷，至于笔墨怎样高超，鄙人别无所记。现时要是单讲书义，又与演说不甚合格了。但只书中吃紧的数人，全可作得千秋人镜，此时说说比拟，好教阅者留神呀!”^[14]将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贾宝玉等都比拟为危害社会的几类人物，希望读者与社会在他的解析下获得教益，从而少受其害。署名记者的包独醒在《予之言情小说观》中严辨情、欲之别，主张对似情实欲的小说一概禁绝。他在文末交待其持此论、撰此文的理由时说：“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记者之力为言情小说剖白，亦犹是也。记者宝爱青年维持风化之心，宁让道貌俨然之教育家?故主张盗名言情之不良小说，应一律严禁之。且不仅冒名者应取缔，凡小说之形容兽欲者，皆当取缔之。如旧小说中之《野叟曝言》、《绿野仙踪》等类，虽不冒言情小说之名，而贻害青年则一也。夫如是稗草刈而嘉禾生，疲马去而名驹现。言情小说之功效，乃可彰着于世。若乃不问良莠，同受摒斥，是何异于因噎废食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