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民初的戏剧理论批评中，时常出现“新剧”概念。1907年之前，“新剧”概念的涵义还比较宽泛，笼统来说，包括经过改编的传统戏曲和模仿西方戏剧的西洋派新剧。前者选用了新的题材，或采用新的化妆造型，但舞台上仍采用传统戏剧的表演形式，可谓“旧瓶装新酒”，也被称为“新戏”、“新编戏”、“古装新剧”、“改良京剧”等。后者模仿西方戏剧的表现形式，采用分幕式结构，表演以说白为主，运用了写实的灯光布景等舞台表现形式，也被称为“文明戏”、“文明新戏”、“新剧”。

关于“新剧”的所指，冯叔鸾曾在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伶界革新”四个时期：

伶界革新之第一期人物，北有田际云(即响九霄)……南有汪笑侬，曾于戊戌秋排《党人碑》，以讽刺时局；第二期之人物则为孙菊仙、小子和、夏月珊、潘月樵等……第三期则为新剧之人物……第四期则为春柳社之开演，上海之新剧团当极盛时，不下二十余。然其有训练、有修养者，当以春柳为之冠，此凡曾观新剧者所能言也。^[1]

这四个时期之内，田际云和汪笑侬排演的新编京剧、孙菊仙等排演的时事新剧、取法旧剧的新剧和春柳社开演的仿西洋戏，在1907年前的评论中一般都被称为“新剧”。如《民权报》评论汪笑侬：“近且应聘入都，日从事于编排新剧，以学有本原之人，出其余力，为剧界启涤新机，将来之发达可操左券矣。”^[2]

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一文中阐述的更为具体，文中说，“新戏”的涵义有三个层次。梅兰芳后来编的《黛玉葬花》等新戏，是“新戏”最简单的意义。汪笑侬编的新戏、夏月润新式剧场戏和天津女伶金月梅描写家庭社会的“新戏”，是第二个意义。日本的留学生建立了春柳社，演出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新戏。“自此以后，‘新戏’渐渐的由一个普通名词(即任何新编的戏)，变为一专门名词(即某种特别方法作成的戏)了”^[3]。所以，自春柳社之后，“新剧”才取得固定和专门的涵义，即以模仿西方戏剧形式为主的西洋派新剧，即现在学界所称的“文明戏”、“文明新戏”、“早期话剧”。

而以春柳社演出代表的时兴“新剧”，是晚清时期风云际会、社会大舞台急剧动荡的产物。上海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和外国侨民涌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了话剧、歌剧等全新的西洋戏剧演出形式。同时，报刊兴盛，戏剧救国、戏剧改良主义的思想盛行，“新剧”诞生伊始，便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目光。

1907年2月，春柳社演艺部在日本成功演出新剧《茶花女》，这也是春柳社首场演出，演出摒弃了中国传统戏剧中锣鼓歌唱，全部用对白和日常动作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剧中人物都是生活化的化妆和服饰，舞台上的桌椅沙发等实物道具俱全，舞台背景是大幅油画，油画中壁炉、花瓶等栩栩如生。同年11月，王钟声领导其春阳社，于上海的兰心剧院上演《黑奴吁天录》，将分幕制、写实舞台布景、口语对白的新剧展现在国人面前。

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戏曲完全不同的演出形式，新剧，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一切都那么陌生。尤其是它的表演形式，与中国观众所熟悉的旧剧表演完全不同，新剧诞生后，众多戏剧评论家和观众，以上海为中心，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戏剧评论，于民初即1914年前后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新剧大讨论。《新剧杂志》、《俳优杂志》、《剧场月报》、《民权报》等都以提倡新剧、探讨新剧理论为主，《新剧杂志》为早期话剧第一本专业期刊。冯叔鸾、郑正秋、夏秋风、周剑云等也皆在报刊发表剧评，或直接评论演员表演，或对新旧剧表演进行比较，或探讨与表演有关的舞台布置、化妆、布景等内容。虽然当时戏剧评论者极少有专门研修过戏剧艺术，但他们的探讨已经达到很高的理论水平，这场新剧评论热潮中，评论的主题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