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进入20世纪20年代，文坛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五四”“新文学家”力夺文坛话语权，“文学场”中各方面资本、权力再度重新整合。近代中国不断落后挨打的历史局面使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41]的惯性思维，而民初主流小说家竟然敢于逸出这种思考路径，其创生的本土现代性必然遭致来自西方现代性的痛击，也必然作为历史上的“文学逆流”而“失败”。
当“新文学家”占据“文学场”的中心位置之后，民初的这批作家就被挤压成了纯粹的“市场作家”。1923年2月27日《小说日报》上有一则题为《作小说的心理一般》的短文，这样写道：
因生活的问题，不得不竭力的做作，以谋生活。
一心一意的要改良社会，转移风俗。
抱有奇才，不能得志，乃以笔墨发泄其闷气，借以自娱。
被什么事所刺激，有所感触，述其事，以畅心怀。
国学沦亡，惟小说可以启发国人的脑力，提高国人的智识，所以静心竭力的做去，希冀国学尚有复振的一日。
作篇小说，登出来好出出风头。
公事完毕，作小说以图得些酬资，贴补零用，或买几本小说书籍阅看。
希望为一个大小说家。
大小说家因为要稿的太多，没有功夫去作，但又不能不作，只得胡乱作几篇应酬。
见猎心喜，人作小说，我也作去。[42]
这篇短文虽然列举了当时作小说的多种心理，除了改良社会、振兴国学、作文自娱这样的老生常谈外，最本质的乃是“因生活的问题，不得不竭力的做作，以谋生活”。虽然民初主流小说家从来不避讳“卖文”的写作动机，但在“新文学家”垄断那些崇高的文学理想之前，他们的确还抱持“传世”与“觉世”的心态，企望以“娱世”连通“传世”与“觉世”。如今，他们整体都被“新文学家”贴上了“游戏的、消遣的拜金主义”[43]的标签。有些民初作家面对如此境况，干脆直接发布卖文的公告，如何海鸣在1922年初就写了篇《求幸福斋主人卖小说的说话》。有意思的是，他在文中大谈“我们做小说出卖的人，倘若肯大大的努力，将小说的价值抬高，教国人知道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人生都应该有这种东西来安慰，到那时发生重大的需要，小说的卖价自然也会高起来了”[44]，除了对“卖价”的坦承外，其主张与“新文学家”“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竟十分相似，这完全可看作是民初主流小说家企望以“娱世”来打破“传世”与“觉世”一组矛盾的最后告白。
在逐渐生成的以“新文学家”为主宰的新的“文学场”中，依旧怀着“传世”的旧梦是不合时宜的，那些依旧抱持“文化精英”心态，不能完全融入市场的作家终将被淘汰。如民初小说大家李涵秋虽然长期为上海各大报刊和书局撰写小说，但他是典型的传统江南文人，常居扬州，难得出门，与市场和现代都市生活都很隔膜。当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同人请他亲临上海编刊著文时，他闹出了不少“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包天笑、周瘦鹃等人的笔下都有所记录。他由于不适应上海的快节奏与现代化，很快就返回他的扬州去了。不幸在1923年暴卒。再如在民初以“哀情小说”轰动一时的徐枕亚，虽然办了自己的清华书局，但由于不善经营，不断亏空。还有叶小凤、姚鹓雏那些有经国之志的小说家在20年代以后便慢慢淡出文坛，进入政坛。只有那些熟悉上海文化市场、完全融进文化市场的小说家，例如包天笑、周瘦鹃、王钝根等顺利实现转型，成为新的“文学场”上的“市场作家”。他们更亲密地与现代传媒体制和大众娱乐接触，逐渐转型为深谙上海都市商业文化的“时尚作家”。然而，这一转型也转掉了他们作为“时代作家”的身份。
至此，曾经掀起民初小说界“兴味化”热潮的这批小说家在“新文学家”担纲主演的新“文学场”上，不仅彻底失去了自我评价的话语权，还被强行戴上了“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黑幕派”“旧派”)的反动帽子，无奈地充当了被压抑、被打倒的“配角儿”。
(本文原载《文艺研究》2015年第2期)
【注释】
[1]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2页。
[2]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2—293页。
[3]李桂奎：《士林小说与市井小说比较研究》，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4]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76页。
[5]此处借用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的“守门人”(或“把关人”The Gatekeeper Theory)这一说法，意在说明民初报刊或出版部门的编辑者对小说文本进入传播渠道具有选择权。
[6]《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四年”，《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9页。
[7]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5页。
[8]曹丕：《典论·论文》，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9]韩愈：《答李翊书》，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91页。
[10]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页。
[11]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12]《〈小说大观〉宣言短引》，载《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13]《小说画报·例言》，载《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14]《小说大观·例言》，载《小说大观》1915年第1集。
[15]《小说画报·短引》，载《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1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17]《本社函件最录·翰甫君与恽铁樵通信》，载《小说月报》1915年第6卷第5号。
[18]铁樵：《编辑余谈》，载《小说月报》1914年第5卷第1号。
[19]鹓雏：《小说杂咏》，载《小说大观》1921年第15集。
[20]李涵秋：《双花记·自序》，上海国学书室1915年版，第92页。
[21]《小说画报·短引》，载《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
[22]《〈游戏杂志〉序》，载《游戏杂志》1913年第1期。
[23]《〈中华小说界〉发刊词》，载《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期。
[24]《〈消闲钟〉发刊词》，载《消闲钟》1914年第1集第1期。
[25]《〈眉语〉宣言》，载《眉语》1914年第1卷第1号。
[26]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页。
[2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325页。
[28]马二先生：《文艺界的不幸》，载《晶报》1922年7月6日。
[29]马二先生在《文艺界的不幸》中说：“我希望一般著作家，多下研究的工夫，少出浮泛的作品。出版界的资本家虽然以机器相待，著作家自己切不可便承认是一部机器。文字的代价有限，作品的荣誉难求。慎勿使上海文艺界的著作家，沦于街头拍木板唱小热昏之列，则中国文艺界受惠良多矣。”在翻阅报刊过程中，笔者时常看到这类文章，如《申报》上所载《投稿自嘲并质谈君》(1914年1月14日)、《投稿苦》(1914年10月9日)、《抄袭事件》(1914年10月26日)、《投稿先生传》(1915年8月29日)、《抄袭先生传》(1915年12月5日)之类。
[3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326页。
[3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6页。
[3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11页。
[33]娑婆生：《人间地狱·著者赘言》，《人间地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34]马二先生：《我所佩服的小说家》，载《晶报》1922年8月21日。
[35]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4页。
[36]载《礼拜六》1914年第1期。
[37]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1902年1卷1期。
[38]叶诚生：《“越轨”的现代性：民初小说与叙事新伦理》，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39]叶诚生：《“越轨”的现代性：民初小说与叙事新伦理》，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40]蔡元培：《追悼曾孟朴先生》，载《宇宙风》1935年第2期。
[41]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2页。
[42]DG：《作小说的心理一般》，载《小说日报》1923年2月27日。
[43]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44]求幸福斋主人：《求幸福斋主人卖小说的说话》，载《半月》第1卷第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