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章太炎与黄侃：“文笔论”的现代延伸与清算
“骈散之争”自清代中后期形成犄角之势，一直延续至晚清民国，是贯通传统与近现代文学理论的一个话题。“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刘)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18]。刘师培虽然是阮元的同乡，饱受《选》学沾溉，但是他提倡骈体文绝非乡曲之见。阮元重释“文笔论”，旨在从根本上消解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基础，为骈体文的兴起确立根基，开辟道路；刘师培主张骈体文，重提“文笔论”，则是面对新的时代问题而做出的回应。在晚清、民国之初，西方文学观念蜂拥而入，冲决了传统文学和文论的藩篱，梁启超等人为了“新民”维新的需要，提倡报章体，旨在启蒙宣传。其文风平易，笔调自由，不避俗俚，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怀抱国粹主义思想的刘师培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在《论文杂记》中他说：
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19]
所谓“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是指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刘师培接受进化论思想，对于通俗文学给予积极的肯定。所谓“矜夸奇博，取法扶桑”，是指梁启超在日本文学影响下的“报章体”，刘师培批评这种“报章体”称不上是“文”。他所谓“保存国学”的“古文”，也不是桐城派的唐宋八大家古文，而是指骈体文。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之开篇，刘师培就说：
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20]
俪文律诗充分发挥了汉字的独特性，是中国文学所独有的，是文学国粹，唯有这种体制可以与外国文学争长竞短。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说：“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沉思翰藻，弗背文律；归、茅、方、姚之伦，弗得以华而弗实相訾。”这显然是承续了阮元等骈文派的论调。其中第二课《文学辨体》就是“以阮氏《文笔对》为主”，“以明文轨”。刘师培完全赞同阮元的“文笔论”，说：“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笔“为体，惟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与阮元一样，刘师培把句式偶奇与是否用韵当作分别“文”“笔”的标准。依据这种骈体文观念，刘师培对于唐宋以降的古文给予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后世文家奉韩愈古文为正宗，“是均误笔为文者也”，“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在《论文杂记》中，刘师培指出，唐宋以降的古文“易排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不应该再名为“古文”，当易名为“杂著”[21]。如果说刘师培与阮元在骈文具体观念上还有差异的话，那么可以说，阮元立论的侧重点在用韵比偶，刘师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藻饰。他采用训诂的方法，证明“文章之必以‘彣彰’为主焉”，“盖‘彣彰’即文章之别体”，“文以藻绘成章为本训”[22]。之所以如此强调文的藻饰性，就是旨在针砭桐城派古文和当时流行的“报章体”之不讲究辞藻文采。
刘师培还没有跳脱畸骈畸散的陈旧格局，站在骈文派立场看问题，目光不免狭隘。章太炎自谓作文“清远本之吴魏，风骨兼存周汉”[23]，已经摆脱了“骈散之争”的胶着。他感慨“今世文学已衰”，不满于当时文科“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等弊端[24]，以返古求真的态度，重新训诂“文”的意义。在《文学总略》等文中提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把一切有句读的文章和无句读的表谱之类都囊括在“文”的范围之中，可谓是真正的“泛文学观”。依据这种“泛文学观”，章太炎既批驳了刘师培以“彣彰”解释文章是“恶夫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因此“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彣彰’为准”；又驳斥了阮元“俪语为文，单语文笔”的“文笔论”，说：“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对于“文笔”，他举例证明说：“文即诗赋，笔即公文，乃当时恒语。”[25]在20世纪初纯文学引入国内大行其道时，章太炎的“泛文学观”没有得到人们的响应，连他的学生鲁迅等也难以接受。在“泛文学观”之背后，章太炎对文坛“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的针砭，也没有得到人们的关切。但是，他所谓“文即诗赋，笔即公文”的“文笔论”，对于稍后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来解释“文笔”有着直接的启发。
章太炎的弟子黄侃，喜好骈文，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文学史。他的《文心雕龙札记》试图在其师“泛文学观”和阮元的骈文观之间做出调停，给予折中，说：
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1)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2)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3)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26]。(按，序号为引者所加)
黄侃提出“文”的范围从大到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章太炎的“泛文学”概念；第二个层次，即通常一般人的文章概念；第三个层次，是特指阮元所谓的有韵比偶的骈体文。对于阮元的“文笔论”，即“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黄侃虽然体会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但又正确地指擿说：“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按，刘勰)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这种批驳是击中要害的，黄侃的调停态度也是通达中肯的。至此，“文笔之辨”似乎可以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