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尝试集》，“守旧的批评家”，还是“赞助的健将”?
胡适《尝试集》出版后，最早站出来给予批评的是胡怀琛，他接连发表了《尝试集批评》和《尝试集正谬》，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扩大了《尝试集》新诗探索的反响。胡怀琛“批评”和“正谬”后，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里讥讽他是“守旧的批评家”，但是20余年后，戈予《记胡怀琛》回顾说，胡怀琛“对新旧文学的造诣颇深，胡适提倡白话文之时，他正是一位赞助的健将”[3]。批评《尝试集》时的胡怀琛，到底是一个“守旧的批评家”，还是白话文学“赞助的健将”?
胡怀琛的确是“标明旗帜，反对胡适之一派的诗”[4]，但是与胡先骕《评〈尝试集〉》断言“此路不通”，“形式和精神皆无可取”[5]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他自认为是“很诚恳，很公平，很详细的批评了一下”[6]。胡适《尝试集》里的诗篇体现了他“文学改良”的主张，不作无病呻吟，不用典故，不避俗语，不模仿古人落入陈套，但初版《尝试集》第一编的诗更为整齐，多是押韵的，第二编的诗创新更为大胆，句子参差，往往不用韵。对此，胡怀琛总的态度是“胡先生《尝试集》的第一编，大多数是完全好的，第二编便不对了”，并说：“新诗能成立，便是靠着第一编里的几首诗，新诗不能成立，也是坏在第二编里的几首诗。”[7]也就是说，这不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新体和旧体的问题，而是“诗的好不好的问题”。具体来说，他“完全认承”《江上》(雨脚渡江来)、《中秋》、《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江上》(江上还飞雪)四首是好诗，好就好在“命意措词，恰到好处”。他批评《黄克强先生哀辞》“命意完全好，不消说了，但是用字、造句还有许多毛病”；《蝴蝶》诗“也无心上天”一句应改“无心再上天”，读起来方觉得音节和谐。在具体批评中，他强调音节的和谐、意思的贯串、用字的确切。在《给王崇植的信》中，胡怀琛说胡适的诗“意美，形式不美”。音节不和谐、意思不贯串、用字不确切，便是形式不美，“意美”的优点实在敌不过“形式不美”的缺点。在《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一文中，胡怀琛提出：“凡叫做诗，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一)偏于情。(二)能唱。”[8]所谓“能唱”，并非一定要用韵，一定要句法整齐，而是“只在有天然的音节”。基于此，他批评“胡适之派”诗的缺点便是(一)不能唱，(二)流于纤巧。不能唱，只算白话文，不能算诗；纤巧，只算词曲，不算新诗。
其实，胡怀琛并不反对白话诗，相反，他还是早期白话诗的一位积极探索者、尝试者。他的新诗集《大江集》初版，副题就是“模范的白话诗”。至1927年写作的《新诗概说四版自序》，他还特别提到刘大白的《旧梦》、冰心女士的《繁星》和《春水》、刘半农的《扬鞭集》是“最好的新诗集”，加上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和《新月集》、郭沫若译的《雪莱诗选》和《鲁拜集》“都可参看”[9]。胡怀琛所不满意于胡适白话诗的，是他摆脱一切形式规则，不讲究形式之美，“若说新体诗不必拘拘于此，那么不通的白话文也好算新体诗了，这句话我不赞成”[10]。在胡怀琛看来胡适的《尝试集》是“解放得太过了，太容易做了。所以弄成满中国是新体诗人，却没有几个好的，他的结果反被旧式的诗人笑话，岂不是糟了么?”[11]在1934年的《语文问题的总清算》一文里，胡怀琛总结“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以小说的成绩最好，戏剧第二，诗歌最不行。他说：
我在民国十年前后，我已料定新诗不能发展。我和胡适之先生讨论《尝试集》，就是为得这件事。我的主张，只要极端的把旧诗中的不好处排除去了，就是好诗。当时适之先生不听我的话。但是忽忽已是十年以外了，新诗的成绩在那里呢?适之先生也找不出罢![12]
因此，我认为胡怀琛既不是“守旧的批评家”，也不能说是胡适白话文学的“赞助的健将”，他创作白话诗，探索新诗的前途，但是对于胡适新体诗过于解放、不讲究音节、形式不美等缺点较早给予明确的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新派诗”理论予“新体诗”以矫正。当然，借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13]，面对旧诗、旧文学的顽固难化，非以摆脱一切束缚的大胆尝试、创造，不足以冲破牢笼、开辟新途。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的白话诗在当时除旧布新，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围绕《尝试集》的批评和讨论，拥护胡适者众，而响应胡怀琛者寡。但胡怀琛决不是站在新文学对立面的守旧者。柳亚子在《亡友胡寄尘传》中回顾这场争论，说：“胡适之创语体诗，著《尝试集》，君撰文往复，复自著《大江集》行世。不知者以君为怪诞，亦有疑君顽旧者。君为余言：弱冠喜读徐光启、利玛窦诸译撰书籍，应试卷，书率，字弗缺点画避玄烨讳，缘是被黜，遂痛恨科举，并恚满清以异族专制吾土，慨然起攮夷革命之思。后居海上，值世界局势急转直下，世事千变万化，其个人之思想亦千变万化，自信非顽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