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与诗论著述编年
1910年，加入南社。
1912年，胡怀琛任职于神州日报。后因《神州日报》著论诋排国民党。其兄胡朴安甚愤懑，令他解职，转至太平洋报社，代柳亚子任文艺编辑，半年后报社停刊[2]。这一年他将平时为教儿女作诗而随时抄录的前人七言绝句63首编纂为《兰闺清课》一卷，由上海太平洋报社铅印。这些七绝文字浅显，多是绮丽言情之作，文艺小丛书社1933年重印。
1914年，胡怀琛撰《海天诗话》一卷，收入《古今文艺丛书》第三集，上海广益书局排印。这部仅数千字的诗话，采集当时汉译的欧西诗歌和日本汉诗，并作出评论，认为：“欧西之诗，设思措词，别是一境。译而求之，失其神矣。然能文者撷取其意，锻炼而出之，使合于吾诗范围，亦吟坛之创格，而诗学之别裁也。”
1919、1920年两年时间里，胡怀琛作的新诗34题，结集为《模范的白话诗：大江集》，1921年3月作为“新文学丛书”之一种印行，1923年再版，1924年三版。《大江集》是继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0年)之后的第二部新诗个人专集。此期间内，他在《民铎杂志》、《妇女杂志》、《美育杂志》上发表《诗与诗人》、《新派诗说》、《诗学研究》三篇谈新诗的理论文章，附录于《大江集》后。《大江集》初版时，有出资人陈东阜的序。再版的时候，胡怀琛觉得“他称赞我太过分，我实在不敢承认”(《再版自序》)，于是将陈序抽去。初版封面上的“模范的白话诗”六个字，再版的时候，“我想也未免不对，现在也把他除去”(同上)。因为初版的陈东阜《大江集序》现在不容易见到，故从上海图书馆藏本抄录于此：
近来中国的文学，大有衰落不振的现象：旧文学既只有表面上的空架子，新文学又没有“起而代之”的能力，因此新旧文学，都没有真实的价值了。
我们做了世界万有里头最高等的人类，断断不能缺少“美”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文学本会有一种美的意味，又是各种科学所依据的。可不是很重要的么?
现在我们要把这很重要的文学振兴起来，却是怎样办法呢?古人说：“凡事必求其本。”又说：“言为心声。”文学本是言语的代表，那么我们的心就是文辞的根本了。据心理学上讲起来，我们的心有三种现象：一种是“智力”，一种是“情感”，一种是“意志”。从这心理上的三种现象，就生出文学上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是内典上常说的“体”、“相”、“用”。“体”是体质，“相”是形式，“用”是作用。有了真确的“智”，才有真确的“体”；有了优美的“情”，才有优美的“相”；有了正大的“意”，才有正大的“用”。这是缺一不可的。
文学的价值，也有三种。这三种价值，就是哲学家常说的“真”、“善”、“美”。“真”从体出，有了实体方能“真”；“美”从相出，有了实相才能“美”；善从用出，有了实用才能“美”。而体、相、用三种又从智、情、意生出，所以真确的智、优美的情、正大的意，就是文学真价值的根源了。
我国旧时的文学，只在相上讲究，把体和用都搁起来。弄到后来，连相都没有真相了。目下流行的新文学，又只在用上讲究，把体和相都搁起来；弄到后来，连用都只有极浅陋的小用，没有真正的大用了。
以上所说，一切文学，都是这样，“诗”也是其中的一种，因为旧诗不顾体和用，所以只有“吟风啸月，刻翠雕红”的玩意儿。因为新诗不顾体与相，所以率直肤浅，毫没一些真实的骨力和优美的精神。
怀琛先生是旧文学的专家，也是新文学的巨子，是第一流的文豪，也是第一流的诗豪。近来看见新旧文学家的弊病，所谓“各有所蔽”，就发一个极伟大的志愿，要创造出一种新派诗来，救新旧两方面的偏蔽。不多几时，居然做成这么一本书。其中的诗，既没有旧诗空疏和繁缛的毛病，又不像新诗率直浅陋，看了教人发笑。这真是文学界里的创作了。这部书的名字，叫做《大江集》。我国的长江，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川，倘然有人开辟出这样一条江来，那可不是破天荒的伟业么?这个大江，洪流不竭，宝藏无穷，就是他的妙体；朝晖夕阴，波谲云诡，就是他的殊相；通万里槎，润千顷田，就是他的巨用。胡先生的新派诗也是如此。“大江”二字的命名，真不愧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五日，东阜仲子。
1919年6月至1920年10月，胡怀琛在江苏第二师范、神州女学校、上海专科师范授课，印发谈白话诗文的讲义，其中有几篇登于《时事新报》和《时报》。至1921年1月，结集为《白话诗文谈》，广益书局出版。其中《白话诗谈》部分包括《无韵诗的研究》、《歌谣辑评》、《诗的前途》、《新派诗话》。
1920年3月，胡适《尝试集》出版。4月，胡怀琛在《神州日报》上发表《尝试集批评》，评论《尝试集》中8首诗，并改了其中4首。胡适随即在《时事新报》“学灯”栏发表《致张东荪的信》给予回应，认为“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于是开启了持续半年多关于《尝试集》的讨论。胡怀琛先后发表了《致张东荪的信》一封、《致李石岑的信》四封、《致朱执信函》二封、《批评〈尝试集〉到底没有错》。刘大白、朱执信、刘伯棠、胡涣等对胡怀琛的改诗提出批评，纷纷发文与之展开讨论。这些讨论主要是关于诗句能否中间字押韵和双声叠韵的问题。只有一位叫朱侨的，在《致胡适之函》里肯定胡怀琛改诗“好极好极”。随后，胡怀琛又发表《尝试集正谬》，继续批评、改正《尝试集》中4首诗，招致王崇植、吴天放、井湄、伯子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胡怀琛评诗太机械。这些讨论文字，胡怀琛于1923年3月结集为《尝试集批评与讨论》，泰东图书局初版，1925年出第三版。
1920年，胡怀琛在《民铎杂志》第2卷第3期上发表《诗与诗人》，郭沫若在《给(致)李石岑的信》里，给予批评。胡怀琛作《给郭沫若的信》和《胡适之派新诗根本的缺点》。刘大白也胡怀琛往还多次讨论，余裴山、吴芳吉、康白情、王无为等都加入讨论，其中吴芳吉与胡怀琛诗学观念较为接近。又有署名吴江散人的《评〈大江集〉》和胡怀琛的《答吴江散人》。这些讨论文章最后结集为《诗学讨论集》，由新文化书社1934年版。
1921年，胡怀琛编纂了《唐人白话诗选》和《古今白话诗选》，序分别作于该年5月、10月。
1922年，《评注历代白话诗选》，由上海崇新书局出版。
1923年，胡怀琛的《中国诗学通评》由大东书局出版，这是他1921年在沪江大学的讲义，介绍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王士祯等七派诗人。
1923年，《诗歌与感情》一文发表于《诗与小说》第1期，后收入《中国文学辨正》(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923年5月，胡怀琛《新诗概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出了第四版。此书是他于1922年暑假在专科师范暑期学校里编的讲义。凡八章，分别为《人为甚么要作诗》、《诗是甚么》、《新诗与旧诗的分别》、《新诗怎样作法》、《关于做诗应该读的书》、《和做诗有连带关系的科学》、《中国诗学史的大略》上下。
1924年6月，胡怀琛《小诗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出第三版，1933年出国难后版，包括《诗是甚么》、《中国诗与外国诗》、《新诗与旧诗》、《甚么是小诗》、《小诗的来源》、《小诗与普通的新诗》、《小诗实质上的要素》、《小诗形式上的条件》、《小诗的成绩》等。此年又有《文学短论》，大中书局出版，收录他个人的37篇论文，其中论诗的有《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林黛玉葬花诗考证》、《人为甚么要作诗》、《诗歌与感情》、《小诗的成绩》、《再论小诗》等。
1925年9月，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中国八大诗人》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介绍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王士祯等八位诗人。
1926年7月，《胡怀琛诗歌丛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的第二部诗集。包括《秋雪诗》196题、《旅行杂诗》3题、《四时杂诗》7题、《新年杂诗》、《天衣集》7题、《神蛇集》6题、《燕游诗草选译》9题、《秋雪词》9首、《新道情》11首，《重编大江集》46题、《春怨词》35题、《诗意》90题、《放歌》5题、《今乐府》5首，以新派诗为主。自此年初至1929年底，任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编辑。
1927年9月，《中国文学辨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8年，胡怀琛、陈彬和、汤彬华编辑《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六册，蔡元培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第一册的第二篇就是胡适著名的白话诗《上山》。第二册的第十七篇，是胡怀琛的二首新派诗《冬日青菜》、《老树》。
1929年1月，胡怀琛《诗歌学ABC》由世界书局出版，世界书局的出版广告称此书“是专门研究诗歌学的第一部书”。此时他为持志大学文科教授。该书包括《何谓诗歌》、《中国诗歌形式上的变化》、《中国诗歌实质上的变化》三编。
1930年5月，胡怀琛与其兄胡朴安一起编辑《子夜歌》，由文艺小丛书社、广益书局发行，录唐朝以前的“吴声歌曲”《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放翁生活》、《陶渊明生活》二书同年由世界书局出版。
1930年，《中国文学评价》由华通书局出版。该书以当时流行的人生文学论和纯文学论观念梳理评述古代诗歌小说戏曲中的“人生文学”和“纯文学”。
1931年“一·二八事变”，胡怀琛在江湾寓庐的藏书损失殆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解散。
1931年5月，《诗的作法》由世界书局出版，1932年出第三版，包括《作诗的基本知识》、《如何写诗》、《杂论》三章。
1932年，《东坡生活》、《诗人生活》由世界书局出版，包括《诗人的情感与诗人的气节》、《诗兴》、《苦吟》、《诗人的革命性》、《诗人的爱国心》、《诗人与恋爱》、《诗人爱自然》等。此年7月上海市通志馆成立，柳亚子任馆长，徐蔚南任编纂主任，聘请柳亚子任通志馆编辑。
1933年，诗话《文坛老话》在《珊瑚》杂志发表
1934年编辑《随园诗选》，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他将1921年前后的旅行杂诗和1926年至1934年所作的诗歌自编为《江村集》，后由胡朴安收入《朴学斋丛书》第一集，1940年铅印本。
1937年8月，诗话笔记著作《萨坡赛路杂记》由广益书局出版。此前曾作过《福履理路诗话》在报纸上发表。此年里，他将1934年前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所作诗结集，因曾居于福履理路，便题名《福履理路诗钞》。
1937年“七七”事变后，至12月14日，计161日，此时他寓居法租界，与南市仅隔一马路，耳闻目睹淞沪战役和南京沦陷，当时沪战之情况，激昂慷慨之情，一寄于诗，得35首，堪称“诗史”，结集为《上武诗钞》。
1938年1月18日，感微疾而卒。
据《萨坡赛路杂记》第60则，他还辑录数年来所作诗，题名叫《无盐诗钞》，取“淡泊明志”意，然笔者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