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去俗崇雅创作原则
我国传统词学雅俗观念大致出现于北宋前期。此时，受诗文雅俗批评的影响，词学批评中也萌生判评雅俗的意识，最终促成去俗崇雅之论的产生。有宋一代，从雅俗观念入手开展对词人词作批评的词论家不少，他们围绕对不同词人词作的论评，多方面地呈现出去俗崇雅观念。元明两代，人们主要从词作体制运用的角度，继续对去俗崇雅创作原则予以倡导与论说。清代，很多词论家从不同视点与方面，对去俗崇雅创作原则予以不断的标树与论说，崇雅成为其时词学理论批评的一致性诉求。民国时期，词学批评中的去俗崇雅之论，主要体现在况周颐、赵尊岳、唐圭璋、陈运彰、朱庸斋等人的言说中。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词作追求雅致的原则进一步倡扬与彰显开来。
民国前期，况周颐从词的创作路径上阐说到去俗崇雅的创作原则。其《蕙风词话》云：“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1]况周颐主张创作主体要将视界拓宽，不要仅仅停留于词作艺术之道的既有空间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要通过多读书以深厚其修为，丰富其情性，增扩其识见；二要在创作过程中避弃俗化。况周颐把俗化界定为词的创作之“贼”，是人见人恨，必须坚决摒弃的。况周颐又强调词的创作是词人先天因素与后天经历等相结合的产物。其云：“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2]况周颐认为，先天的才情资质是无法选择的，但后天的东西则是可以改变与选择的，这当然包括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现实处境与对自然、社会及历史的认识解会等。他主张，创作者要辨分与择取雅俗，从而有效地融铸主体之“词心”。况周颐之论极力申张去俗崇雅的审美理想，将崇雅观念予以了有力的倡扬。况周颐进一步论断脱却俗化之道首先在于不纤弱、不委靡，将词作笔法运用与面目呈现从内在有机地联系起来。其还云：“真正作手，不愁亦工，不俗故也。不俗之道，第一不纤。”[3]况周颐将词的创作的真正成功之道论断为脱却俗化，如此，则词作自然工致而富于艺术魅力。况周颐具体论说到学词的几个步骤与阶段，其中，他将平和雅正与深致秀逸作为了沟通词的创作层次由浅入深的中介环节。其云：“词学程序，先求妥帖、停匀，再求和雅、深(此‘深’字只是‘不浅’之谓。)秀，乃至精稳、沉著。精稳则能品矣。沉著更进于能品矣。精稳之‘稳’与妥帖迥乎不同。沈著尤难于精稳。”[4]况周颐认为，词作高层次的境界应追求精粹稳当、沉郁深致。他从创作风格的角度，将词学雅正之求有效地纳入到其审美理想之中。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又叙说自己爱好词学之道近五十年，但所做校雠词作之事甚少时云：“昔人有校雠之说，而词以和雅温文为主旨，心目中有雠之见存，虽甚佳胜，非吾意所专注。”[5]这里，况周颐将追求平和雅正、温婉秀逸作为其词的创作主导性理想，进一步凸显出去俗崇雅的创作观念。况周颐还从创作主体素质要求的角度进一步展开论说。其《词学讲义》云：“词于各体文字中，号称末技。但学而至于成，亦至不易(不成何必学)。必须有天分，有学力，有性情，有襟抱，始可与言词。天分稍次，学而能之者也，及其能之，一也。古今词学名辈，非必皆绝顶聪明也。其大要曰雅，曰厚，曰重、拙、大。”[6]况周颐既认为作为词人要“有天分”、“有学力”、“有性情”、“有襟抱”，又强调古今词坛名家并非都有很高的艺术禀赋与先天资质，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关键便在“雅”、“厚”、“重”、“拙”、“大”等审美范畴上下足了功夫。“雅”即雅正、雅致、婉雅之义，“厚”即沉郁、顿挫、柔厚之义，此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与相互成就的。这里，况周颐将追求雅致典则作为了成就词作之道的有机组成要素。
民国后期，赵尊岳从词作艺术表现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加以论说。他以“出入”说来阐发词的创作的内外之需求，倡导字语运用一定要入乎雅致，避却俗媚，其论充分体现出崇雅的词学审美观念。其《珍重阁词话》云：“词须知雅入而厚出，则无轻纤之弊。雅入由外而内，用文字以写吾心于外，谓之词藻。厚出由内而外，寓吾心于文字，谓之骨干。不雅入，其失在表，不厚出，其纤在骨，尤犯大忌。”[7]赵尊岳论断词作在形式表现上要入乎雅致，由外而内，而在内容呈现上强调“厚出”，由内而外；前者体现为词作用语的典雅工致，后者体现为词作内容的饱满沉郁，此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与彼此促进的。其《惜阴堂汇刊明词提要》评杨旦《偲庵词》云：“词虽酬应之作，然尚凝重典雅，要为可取。”[8]赵尊岳对词作面目呈现重申典则雅正的审美要求，他将格调庄正、面貌雅致视为词作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
唐圭璋对词作风格提出“雅”、“婉”、“厚”、“亮”的要求。其《论词之作法》云：“词之作风，略分四点论之：一曰雅。二曰婉。三曰厚。四曰亮。古人名作，无不具此四种作风。而后人词之所以不为人所称道，或竟遭人斥责者，亦以违反此四种原则也。”[9]唐圭璋归结自古以来优秀词作无不暗合雅致、婉曲、丰厚与浏亮“四种作风”，他将追求雅致论断为词的创作的首要原则。其又云：“词之所以异于曲者，即在于雅。曲不避俗，词则决不可俗。故《蕙风词话》谓俗乃词之贼也。观宋人词集，有乐府雅词，复雅歌词，典雅词，宝文雅词，书舟雅词，紫薇雅词。知宋人为词，皆以雅相尚。山谷耆卿，好作俗语，最不可学。词自避俗外，尤须避熟。盖熟亦俗也。予所谓清新者，即在不熟。”[10]唐圭璋论断追求雅致是词作不同于散曲之体的审美本质特征之一，两者在雅俗的求取向度上是截然不同的。唐圭璋概括在我国传统词学史上，去俗崇雅观念有着悠久的传统，而黄庭坚、柳永等人好用俗语，因此不断受到批评。这段话中更为重要的是，唐圭璋还从“避熟”的角度来阐说“避俗”，他将“雅”概括为“清新纯正”，强调作词要在不断艺术陌生化的过程中求取魅力。此论在传统词学雅俗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进一步扩展了词学雅俗论的空间，深化了词学雅俗表现之论。唐圭璋又承衍传统词学去俗崇雅之论加以言说，他重申词作脱却俗化的创作主张，将字语运用的鄙俚俗化视为词之大病。其《梦桐词话》云：“词忌俗，故俗字亦当深恶痛绝之。宋沈伯时《乐府指迷》云：‘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缠令之体。’宋人当筵游戏，爱作俳词，爱用俗字，即大家不免。然吾人作词，当取古人胜处，勿取古人最劣之作。”[11]唐圭璋论析宋人作词常常当筵作乐、以词为戏，由此，词作中俗字俗语的运用便在所难免，是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应尽量讲究艺术转化与审美表现。对于古代词作传统，唐圭璋主张去芜存真，将游戏为词从创作之道中努力清除出去。唐圭璋又对词作之俗予以简洁深入的辨析与论说。其云：“庸俗是低级趣味，通俗是明白如话。”[12]强调“通俗”与“庸俗”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唐圭璋还对词作去俗崇雅之论予以新的阐说。其《梦桐词话》云：“词自避俗外，尤须避熟。盖熟亦俗也。予所谓清新者，即不熟。即如范希文云‘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意固清新而沉着。”[13]唐圭璋界定，词作艺术表现之熟泛是俗化的具体体现之一。他倡导词作意致显现的清丽雅洁与新颖生动，由此，词作俗化之弊便可从内在得以有效的消弥。唐圭璋又进一步对“雅词”的美学内涵展开界说。其云：“若怪词、淫词，亦不可作。怪则不纯，淫则不正。不纯不正，亦非雅词。”[14]唐圭璋将思虑清纯、平和中正视为词作雅致之性的核心内涵，力避怪奇与过度化之词的出现，他对词的创作指出了一条康庄之道。
陈运彰将避却俗化论断为“俳词”之作的首要准则。其(署名蒙庵)《双白龛词话》云：“俳词与雅词，仅隔之间，俳词非不可作，要归醇厚。情景真，虽庸言常景，自然惊心动魄，本不暇以文藻为之装点也。第一须避俗，俗不在乎字面，而在乎气骨，此不可以言传也，多读古人名作，自能辨之。”[15]陈运彰论断词作有“俳词”与“雅词”之分，他肯定“俳词”也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便在于其创作要入乎醇雅敦厚，情景表现真切动人。陈运彰强调俗化的表现其实并不在乎字语运用，而更本质地在于词作之气脉与骨相，这些是词作内在的东西，创作者通过多赏读古人优秀之作，便更能入乎其辨、化人入我。
新中国以后，朱庸斋将学习作词之道概括为三个步骤，其《分春馆词话》云：“学词之道，自有其历程。创作方面，先求文从字顺，通体浑成；次求避俗取深，意境突出；三求表现自家风格，以成面目。”[16]其中，他主张第二个步骤即为避却俗化而求取意致的深远幽细，让词作意境得到艺术化的凸现。朱庸斋将去俗崇雅作为了词的创作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