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以近代的纯杂文学论解释传统的“文笔”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郭绍虞，自1927至1937年，在十年中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文笔论”与传统的文学观，并将其成果贯彻于最早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撰中。郭绍虞早年广泛阅读《国粹学报》上刊载的刘师培论文、王国维论词的文章。“五四”时，他是“新潮”式的人物，曾经翻译过日本人高山林次郎《近世美学》，介绍俄国的艺术理论；20年代后期，任教燕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人的治学态度，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有很多帮助。”[27]郭绍虞对于“文笔论”的考辨和阐释、对于传统文学观念的评述，就体现了“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的治学理路。这是“五四”时代新派学者占主流的学术范式，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等均是在西学影响下，把现代观念贯彻到传统研究中去，把旧学讲得系统化。具体到郭绍虞身上，突出的表现就是以当时比较盛行的纯文学、杂文学的辨别来解释“文”与“笔”，提出：“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28]
郭绍虞论“文笔”、论传统文学观，深受阮元和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但并非是步趋阮、刘，而是对二人学说加以辨正，进行现代式的引申发挥。他认为，经过阮元、刘师培的一番辨析，“于是当时学术用语所谓‘文’与‘笔’者，其义界始渐归明划。虽然，其说犹有未尽且未当者，故复续为之考而辨正之”[29]。郭绍虞的辨正，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将“文笔之辨”的内涵转换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即从文章体制之异上升为“文学性质之分别”。自阮元至黄侃辨析“文笔论”，最主要的依据都是刘勰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当时阮福曾经把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段文字呈给阮元看，阮元看后高兴地说：“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著笔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30]可见，阮元并没有从萧绎这段文字中看出什么独特内涵。郭绍虞则不然。他指出，刘勰《文心雕龙》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重在形式上的区分，实是“文”“笔”区分前期的见解。至如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所言，“着眼在性质之差异：笔重在知，文重在情；笔重在应用，文重在美感，于是才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相近。这才是文笔区分的后期的见解。……又‘文学’一名，亦至南朝以后，其含义始与近人所称之义相近”[31]。所谓“知”与“情”的差异，是近代学人引入的英国文学理论家戴昆西(De Quincy)的观点；应用与美感的分别，是受西方美学影响的王国维的文学观念。显然，郭绍虞是在“以今释古”。他把“文笔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刘勰所论是前期，梁元帝萧绎所论是后期。阮元只着眼在前期，郭绍虞则着意于后期，且特别重视梁元帝的话，以为是标志着在文学观念上确立了纯文学和杂文学的区分，说：“若明这一点，则知六朝在文学批评史上之重要贡献，犹不仅如阮元所云只在‘文’‘笔’之分也。”一旦将“文笔论”上升为文学性质上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其“文学”的含义“与近人所称之义相近”，则六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自然要重要得多了。
“‘文笔论’与近人所云纯文学、杂文学之分，其意义相近；‘文学’一名，亦至南朝以后，其含义始与近人所称之义相近”，这是二三十年代郭绍虞的一些批评史论文的核心观点，也是他早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立论基石。他把自西方经日本传入国内的纯文学、杂文学之辨，运用于对传统的“文笔论”的重新辨析。如在《文笔与诗笔》中他得出结论说：
是故以文、笔对举，则虽不忽视文章体制之异点，而更重在文学性质之分别，其意义与近人所谓纯文学杂文学之分为近。以诗、笔对举，则只是文章体制之差异，其意义又与普通所谓韵文、散文者为近。由文学性质言，纯文学与杂文学均为文学中的一种，故时人以“文学”为其共名，而“文”与“笔”为其别名。[32]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以此为理论根基。第一编《总论》主体内容就是根据上引《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改写而成的，第四编《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区别”是根据《文笔与诗笔》改写而成的，其中赞叹说：“时人对于文学的性质，辨析到如此，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33]纯文学、杂文学二元对立的观念还贯彻在他对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系统化叙述中，如说：“儒家虽多论文之语而意旨切实，不离于杂文学的性质；道家虽不论文而其精微处却转能攫得纯文艺的神秘性。……后世诗人或文人所论其意义近于纯文学的性质者，要皆出于庄子；文人或学者所论其意义偏于杂文学的方面者，则又出于孔子。”[34]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相似的论述随处可见，不再赘举。
(二)将“文笔之辨”上溯至先秦两汉的“文学”“文章”之辨，首次细致辨析了“文学”“文章”的内涵。阮元学海堂的鼎生梁光钊在《文笔考》中将“文笔之辨”追溯到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实为臆测，这个“笔”是记录的意思。郭绍虞给予辩驳，指出“文”“笔”区分，最早当始于晋时，另有源头。他提出：“六朝文笔之分，实源于两汉文学、文章之分。”[35]在《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中，郭绍虞感慨“阮元知六朝有‘文’‘笔’之分，诚是一大发见。惜犹不知汉初已有‘文学’‘文章’之分，已有‘学’与‘文’之分”。在文中，他勾稽大量材料详细梳理“文学”“文章”含义的变迁，把六朝以前“文学”含义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先秦，文学兼文章、博学二义，“以韵文抒情，以散文述学。孔子论文，亦只注重在形式上韵文、散文之别：——以韵文称为‘诗’，以散文称为‘文’，如是而已”。两汉为第二期，“以美而动人的文辞，则称之为‘文’或‘文章’”。“至魏晋南北朝间，遂较两汉更进一步，于同样的美而动人的文章中间更有‘文’‘笔’之分”，这是文学观念演进中第三期的见解。显然，这是依据进化史观，梳理从先秦至六朝“纯文学”观念的发展史。此前，刘师培在《论文杂记》里已经说过：“汉、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韵偶行者为文，而昭明编辑《文选》，亦以沉思翰藻者为文。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郭绍虞对于早期文学观念进化的认识显然是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不过刘师培所论重心在文学藻饰观念的明晰，而郭绍虞论述重心在纯文学观念如何从杂文学观中分离独立出来。
(三)依据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的二元对立，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系统化”，从而抨击道学家功利派的文学观。阮元等清代提倡骈文的论者一方面凸显以萧统《文选》为代表的六朝文学和文学观念，另一方面消解唐宋以降古文的正统性。刘师培也是如此。如在《论文杂记》中他既称赞“文章之界”至萧统《文选》而大明矣；又贬抑唐代以降“以笔为文”，“与古代文字之训相背矣”，并感叹“流俗每习焉不察，岂不谬哉”。正是在骈文派特别是刘师培的这种文学史观的影响下，郭绍虞在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试图以“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复古”为线索贯通整部文学批评史，而同时代的如朱东润、方孝岳、罗根泽等先生的文学批评史类著作，都没有这种弘通的意识。在《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一文中，郭绍虞宏观地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历史作出总体的概括：
大抵自周、秦以迄南北朝，则文学观念逐渐演进，进而至于逐渐辨析得清之时代也。自隋、唐以迄明、清，则文学观念又逐渐复古，复而至于以前辨析不清之时代也。[36]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总论》中，郭绍虞作了更明确的概述：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37]
在具体的阐释时，他细致梳理自先秦至六朝文学观念如何一步步演进，即“纯文学”观念如何一步步摆脱杂文学观而成长、独立。论述隋唐时代，重点在于“诗国的复古”、“文坛的复古”；“文与道”则是阐释宋代文学批评的重心。虽然郭绍虞说过“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是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史显然带有骈文派文学史观的影子。像阮元所谓唐宋韩、苏诸大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不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蒋湘南所谓“夫古文之弊，自八家始也”；刘师培所谓“文章之界”，至萧统《文选》而大明，唐代以降的古文只能成为“杂著”，等等，都可以说是郭绍虞的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论的先声。不过，郭绍虞没有采取骈文派的尊骈黜散的狭隘立场，没有将唐宋以后的古文排除在文学之外。1938年，郭绍虞为燕京大学编了一部《文学理论》，作为《国故概要》甲辑之一种。这部《文学理论》分为文学之定义、分类、体制、音节四个大部分。第一讲“文学之定义”，选了萧统《文选序》、阮元《文言说》、刘师培《论文杂记》一则、章炳麟《文学总略》。可见郭绍虞是继续阮元以来的“文笔论”话题，而把“用韵比偶”、“美而动人”视为“文学之定义”。第二讲“文学之分类”，选了阮福《文笔对》，刘天惠、梁国珍、侯康、梁光钊的四篇《文笔考》，宋翔凤《论文笔》，刘师培《文笔词笔诗笔考》，王肇祥《文笔论》，章太炎《文学论略》和郭绍虞《文笔再辨》，意即文学可分为“文”与“笔”，即“纯文学”与“杂文学”两类。郭绍虞这部至今尚未得到研究者注意的《文学理论》教材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纯、杂文学论与清代重新提出的“文笔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四”时期，一些较为激进的学者对于传统文学思想往往给予较为激烈的批判，认为传统文学思想是封建思想，应该与封建制度一起被埋葬。如罗家伦从西洋文学观念中概括出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并据此要揭示出中国文学“同西洋文学根本不同且同文学原理背谬的性质来”[38]。更多的学者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于传统进行二元切割，如胡适把传统文学分为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提取前者，摒弃后者；周作人把传统文学思潮分为“言志”和“载道”两派，发扬前者，抛撇后者。
郭绍虞对于传统文学观念，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也作出具体的切割和评述。他根据“五四”以后的“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艺术的文学”之争，把古代的文学理论观念分为“尚文”、“尚用”二类，孔子的文学观是二者兼备，而后世的诗人、文人各得其一端。“尚饰轻质，尚文轻用，其弊至齐梁诗人而益甚”；“尚用轻文，尚质轻饰，其弊至宋代道学家而极”。阮元、刘师培的骈文观，“均不失孔门‘尚文’之旨”，是得到郭绍虞肯定的。他所批判的传统的文学观，“只是后世文人的文学观而不是诗人的文学观”；“只是后世散文家的文学观而不是骈文家的文学观”[39]。文中，他说：
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云者，仅仅得到孔子“尚用”的一点而加以发挥而已。文学观而专主于“尚用”，此所以一般人论到传统的文学观恒痛心疾首于文学之丧失其独立性也。
所谓“尚用”，就是指儒家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自王国维以降，对这种功利主义文学观念都给予激烈的抨击，认为它压抑了文学的独立性，郭绍虞也是如此。一般来说，骈文派不大讲“明道”“载道”之类话头，而古文派则重视“义理”“明道”。郭绍虞将骈文派的文学观念与近代纯文学观念对接，但摆脱了畸骈畸散的狭隘，把古文也纳入到文学的范围。他所着力的，在于把古文家的文论与道学家的文论分开，认为古文家的文学观也主明道，“不过犹不失‘尚文’之旨，便不能成为传统的文学观”。因此，他所谓传统的文学观，“只是儒家的文学观，只是道学家与经济家的文学观，或者说只是纯粹的道学家与道学家之功利派的文学观。一言蔽之，即是本于孔子文学观中尚用一点以发挥者”。“五四”时期，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纷纷给予激烈的批判，而郭绍虞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作了细致的分割，肯定“尚文”的文学观，并把它与现代文学思想接轨；对“尚用”而“犹不失‘尚文’之旨”的古文家也予以包容，而把“传统的文学观”限定为“纯粹的道学家与道学家之功利派的文学观”，是这种“传统的文学观”限制、阻碍了纯文学的发展，应该予以抛弃。郭绍虞曾经说：“假使能明了旧文艺所以犹有残余势力的其他原因，那么，对于新文艺的推进也不为无益。”[40]对于“传统的文学观”的厘清，正是为了探求旧文艺何以仍有残余势力的原因。
文史学术多带有时代性。合乎时代潮流，响应时代呼唤，也必然会有时代的局限性。郭绍虞用“文学观念的演进与复古”来叙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当时就受到钱锺书的质疑[41]。郭绍虞用近代的纯文学、杂文学来解释“文”与“笔”的分别，是继阮元、刘师培之后对文笔的新阐释，是受到了章太炎“文即诗赋，笔即公文”的启发，而直接动因则是“五四”后新派学者受西学的影响，借鉴近现代理论把旧学讲得系统化的学术模式。但是，六朝时期的“文笔”可以解释为纯文学、杂文学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六朝时期是否就已有了纯文学、杂文学的明显分别呢?这也很难说，只能说抒情性的诗赋在当时的文学体裁中得到重视，但并未从应用与审美的角度做出明显的区分。梁元帝的“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也并非“接近于近人所谓的纯文学”。“萧绎之说不但未突破押不押脚韵的界限，而且其说实与刘勰并无不同，所谓‘文笔’的概念实无所谓传统革新、前期后期之别”[42]。郭绍虞从“文笔论”中衍生出纯文学与杂文学的分别，与阮元从“文笔论”中
绎出骈、散之别来一样，都是“六经注我”式的过度阐释，今天需要重新予以审视。
话又说回来，阮元的阐释虽不切合“文笔”论的原本含义，但是它为清代骈体文的中兴提供了理论支撑，是有意义的。同样，在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相互交织、相互冲突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郭绍虞将“纯文学”这种外来观念本土化、历史化，从中国文学传统中梳理出纯文学观念的发生、发展，将传统文论与现代文学观念相接榫，虽然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但是这种现代学术眼光和理论探索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传统就是在不断的再阐释中获得新生命!
【注释】
[1]阮元：《胡西棽墓志铭》，《研经室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477册，第233页。
[2]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文正公文集》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641册，530页。
[3]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第38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4]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三笔》，第62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5]陆德明：《经典释文》，第25页，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6]李祖望：《文言说》，《锲不舍斋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7册，第11页。
[7]阮元：《研经室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418页。
[8]阮福：《文笔对》，阮元：《研经室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420页。
[9]佚名：《致用书院文集》，赵所生、薛正兴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3册第8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0]阮元：《文韵说》，《研经室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660—662页。
[11]王肇祥：《文笔说》，《国故》1919年第1期。
[12]郭绍虞：《文笔与诗笔》，《睿湖》1930年第2期。《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3]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研经室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362页。
[14]阮元：《与友人论古文书》，《研经室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363页。
[15]阮元：《文韵说》，《研经室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662页。
[16]阮元：《研经室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363页。
[17]邱培超：《自“文以载道”至“沉思翰藻”》，第242页，台北大安出版社2012年版。
[18]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11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19]刘师培：《论文杂记》，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0]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1]刘师培：《论文杂记》，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2]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中国学报》1916年第4期；又《左盫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7册，第115页。
[23]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制言》第25期(1936年)。
[24]章太炎：《救学弊论》，《章太炎全集》(五)，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章太炎：《文学总略》，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43、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照隅室杂著》，第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8]郭绍虞：《文笔与诗笔》，原载《睿湖》1930年第2期。《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9]郭绍虞：《文笔与诗笔》，《睿湖》1930年第2期。同上。
[30]阮福：《文笔对》，阮元：《研经室二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7册，第420页。
[31]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5第1号，1927年。《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97页。
[32]郭绍虞：《文笔与诗笔》，《睿湖》1930年第2期。《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61页。
[3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据30、40年代本重印，第92页。
[34]郭绍虞：《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燕京学报》1928年第4期。《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32页。
[35]郭绍虞：《文笔与诗笔》，《睿湖》1930年第2期。《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61页。
[36]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号，1927年。按，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时文字略有改动。
[37]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重印，“自序”，第2页。
[38]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
[39]郭绍虞：《所谓传统的文学观》，《东方杂志》25卷24期，1928年。《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125页。
[40]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国文月刊》1942年第16期。
[41]钱锺书：《论复古》，1934年10月17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11期。
[42]杨明：《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