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学问，自家性情：陈衍诗学体系的理论逻辑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一开篇即指出：“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33]经史考据之学与诗学在此被划分为一内一外两个精神空间。“《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政事外至，性情内出。外至者其所本无，内出者其所自有也。”[34]陈衍本人除了诗学与诗歌创作领域的成就外，亦博通经史，致力于经济之学，著有《说文解字辨证》《尚书举要》《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伦理讲义》《福建通志》等多种经史作品，且曾任商业学堂监督，著有政治经济类著作《戊戌变法权议》《货币论》，完成了《日本破产律》《商业博物志》等著作的翻译。其所谓“自家言说”的诗学观念也并非完全将诗歌与社会相隔绝——这在他对“衰则为《变雅》、《变风》”“声音之道与政通”的多次强调中可见一斑[35]。然而作者一旦进入诗歌创作的“内向”精神空间，考据、义理、经济等一切外在事物均将作为“诗料”被同等对待，最终决定诗歌面貌的是“性情如何”，而非经济、考据、义理等要求“我”应有怎样的性情来引导社会思想。陈衍的这一诗学观念取消了文学对于社会的功利性干预，使诗学(文学)在“诗料”充盈的前提下完全保持了以自家性情为本的精神书写自由。诗歌在此时已不再承担讽俗训世的教化作用，而是作为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私人言说场域，一方面为其提供了自我寄托、自我满足的虚拟化精神空间，另一方面也以其“心史”的性质成为动荡时局中“人”的忠实记录者。诗学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逐渐转化为独立的“生命之学”及“生命”之史学，成为士人文化生命的存在方式。
正是从这一观念出发，陈衍视作诗为“无当乎利禄”的“荒寒之路”[36]。在他看来，诗歌创作是一种“自尚其志”[37]、若有幸则亦能“时习而悦，有朋而乐”的事业，“后之传不传，后者之事，非倡与和者之忧，而益非夫己氏之忧也”。[38]他极为赞赏“入高等，能为经济家言、性理家言”的陈仁先“皆弃不顾，独肆力为凄婉雄挚之诗”的做法[39]。《与苏戡书》中的一段话更是生动描述了陈衍作诗时在生命体验的私人言说中所获得的精神自足：“风云月露、草木虫鸟之接于耳目，记载、论说、咏歌之构于心而应于手，昔人所谓取无尽、用不竭也。然而弃纷华之嗜好，劳寂寞之经营，其失以偿，得者已不少矣。”[40]在对于诗学的生命特质予以确认后，陈衍认为，诗歌的内容——“诗料”也应是真实且丰富的，如此才能够承担书写士人“心史”的功能，如《放翁诗选叙》即一改前人重讽喻诸作的态度，肯定了白居易闲适诗的艺术价值。
胡晓明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言道：“大概而论，儒林传统之真生命，乃立足于其对人类之责任感与天下关怀；文苑传统之真生命，则寄托于一己生活之兴趣与文辞才藻之精妙。”[41]自宋代以来，儒林传统与文苑传统渐合为一，作为诗人群体主力的士人往往以士心为诗心，将政治、道德、哲学等“道”内化于性情之中，力求实现“人与文一”而“性情自出”的诗歌艺术追求，道、咸以来的宋诗派诗人显然也继承了这一点。然而这仅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种理想精神，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道”的内化并非每每都能最终完成，在“道重于文”“词曲小道”的传统思维与“诗教”说的影响下，“文”的独立价值随时面临被遮蔽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兼具政治身份与文学身份的士大夫阶层身上尤为突出，于经世社会思潮兴起时尤甚。而陈衍始以严谨、理性的态度对待诗学本身[42]，赋予其可与经济、义理、考据等“外学”并驾齐驱的独立价值。他将诗学的定义封闭为承载作者文化生命的、致力于真实细致地摹写个人内部生命体验的艺术活动，又将其摹写对象范围以“真性情”(即所谓“不俗”)所感为标准向所有事物开放，最后以写实笔法、结构经营等诗艺探索成果充实了整个诗学理论框架。这种颇具理性色彩的理论建构，其“封闭”使诗学有效地规避了功利化的风险，基本实现了“为人生”之现代文学观念意义下的“文学独立”；其“开放”又使诗歌得以在人本原则下以相对自由的形式表达不同的生命体验，一改传统诗学泥古之弊，代之以对家国关怀、现实人生的书写，记录了一代人文风貌。
“时世变易，昔之诗人为清有者，今各为其所自有矣。”[43]陈衍此种理论成就的取得实与当时社会结构变动、士大夫身份发生转变密切相关。除去“各为其所自有”的个性思潮、士大夫经世观念、西方科学主义及进化论等思想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被迫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与文化身份的失落使传统士人一度失去了公共话语权：民族危机的加剧淹没了文化传承的需求，而对传统文化的留恋态度使他们无法投入到新文化建设中，迟迟难以确立新的社会身份。“……惟余甚不主张‘遗老’二字，谓一人有一人自立之地位，老则老耳，何遗之有?”[44]陈衍虽不以遗老自居，其“自立之地位”的选择仍执著依附于古典文化——对此种立身之本的寻求在当时仅能转向精神层面，而传统诗学封闭空间的建立恰恰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自足的精神空间。这类“文化遗民”群体相对封闭的思想环境，亦是同光体诗歌创作趋向私人化、情感化及功利性的教化价值被取消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