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1949年以后的词学研究
浦江清建国后著有两种词学相关的论著，一为《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这也可以说是西南联大时期文学史教学的持续性成果；二为他对词曲探源研究的两篇文章：《词曲探源》和《词曲探源续录》，这也是他研究词学以来一直思考的成果。这两种论著的词学批评价值相对较小，然而也有一定的特色。
词史的叙述并非《中国文学史讲义》的重点，其中独立成章的词人仅苏轼、辛弃疾二人，单独立节的词人也仅柳永、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四人，其他词人则多附于以上词人之后。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发现浦江清的独具匠心之处。
宋词的演唱机制是浦江清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其中谈到城市经济与歌妓文化对宋词的影响可以说得宋词研究风气之先。他谈到宋代汴京、临安、扬州、成都的繁华与享乐风气对宋词盛行的影响，也谈到宋代歌妓的种类有教坊妓、家妓、官妓、民间妓女等唱曲劝酒的风俗，其引证之丰富已开当代沈松勤、刘尊明等先生专力研究宋词与宋代文化之先河[66]。
词史的论述当然是本书的应用之义，也是浦江清词学叙述的重点。其中对柳永、苏轼、辛弃疾的论述尤见其慧眼和功力。
柳永词自宋以来，即因鄙俗而屡遭历代词人、学者不屑。清代以来的学者才比较清楚地认识到柳词卓越之处，其代表意见当以周济为的论。周济评论柳词云：“其铺叙委婉、言近旨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67]此论可谓搔着痒处。然而几乎可以说浦江清以前所有的学者对于柳词的俗言俚语均是批判否定，如鼓吹白话文学的胡适，在其《词选》词人小传中也说：“柳永的词缠绵细腻，但风格不高，常有恶劣的词句。”[68]
俚俗直露之艳情语，在词史或文学史中有何意义，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浦江清明确地说：“其实柳词的好处即在于俗，为词的当行本色。有创造力。”[69]至于创造力之表现，浦江清举例论述云：
“今生断不孤鸳被”，着重在一结爱情，永不抛弃。开《西厢记》、《长生殿》等文学作品。又如《洞仙歌》“断不等闲轻舍，鸳衾下，愿常恁好天良夜”，“况已结深深愿，愿人间天下暮云朝雨长相见”。……皆曲折而能达。具体，生动；不抽象，不概念化。[70]
虽然文学史上讨论词曲，对于词的曲化多有疵词，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词对于曲的影响。词的所谓“本色”固然从《花间集》开始，但《花间集》以前即有词的创作，风格也显出多样，所以何必斤斤于古代文人心目中的“当行”、“本色”。浦江清此论显然对词曲之流变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至于浦江清对柳词的其他认识，也有启人深思之处，如浦江清将北宋词史分为三期，柳永时代即为第二期，亦述其为“慢词渐盛”时期。柳永年岁虽高于晏、欧，但晏、欧却置于第一时期，实意味着浦江清认为柳永在世时，其慢词尚未为时人所认识，殁世而后，慢词这种形式才盛行开来。所以浦江清说：“柳永创为慢词之后，一般人都渐渐向这条新路径走来。”这其实正是肯定柳永词的革命精神。又如柳永词的题材，浦江清将其分为男女之情、风俗节令、都市生活、羁旅行役几大类，虽不特别，但也是早期柳词研究的重要表现。
苏轼词的研究，民国时以龙榆生所论最著，龙榆生撰有《东坡乐府综论》，较为详细全面地分析了东坡词的发展历程和各阶段的风格特色。浦江清对于苏轼词的特点也有丰富的认识。如认识到东坡词除豪放、细腻婉约之词外，尚有清新、情感真挚之作。较有意义的应该是浦江清对苏轼词“要非本色”论的见解。浦江清认为不管是陈师道批评苏轼“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也好，还是李清照批评苏轼词为“句读不葺之诗”也还好，还是《四库提要》评苏轼词“不能不谓之别格”也好，都是“局限于词为音乐小曲的词律派的见解，非笃论也”[71]。这一观点呼应了浦江清早年对诗词演变规律的认识，也揭示了浦江清对文人词发展规律的一般认识。浦江清在论及南宋姜夔以来典雅词派的盛行时说：“词本是俗文学，最初是和人民歌唱结合在一起的，反映的是一般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因此就显得清新、健康、活泼。但北宋以后，渐渐讲究典雅，天地也渐渐小起来。这种倾向，晏欧已开其端，柳永、苏轼稍有解放，到了周邦彦，词就充分成熟，同时也完全脱离民间歌唱。士大夫自己作曲，成为个人吟咏，又刻意专创造词的特有境界，走上了狭隘的路子。”[72]这一观点其实也启示了俞平伯对中国词史发展误区的认识。他在《唐五代词选释》前言中说：
本色盖非他，即词的本来面目，如今传唐人“曲子”近之。它的反映面广阔，岂不能包括后来苏、辛诸词在内?因此，过去的变化，其病不在于轶出范围，相反的在于还不够广阔。词的本色是健康的，它的发展应当更大，成就应当更高。其所以受到限制，主要的关键在于思想；其次，形式方面也未能充分利用。[73]
民国辛弃疾词的研究自以胡云翼、顾随、邓广铭为专家[74]。胡云翼《宋词研究》中专辟一章论辛弃疾词，凡四节。第一、第二节述辛弃疾之生平，实将辛弃疾一生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期激昂慷慨，渴求功名；后期流连山水，抑郁无聊。第三节述辛弃疾词的风格特征，注意到辛弃疾受陶渊明、李白、《花间集》、苏轼、李清照等词人词派的影响，也对辛弃疾的题材进行了较细致的划分，将辛词分成自叙词、怀古词、抒情词三大类。第四节撮述前人对辛词的批评从而见出辛弃疾在词史上的地位[75]。总的说来，胡云翼的研究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
顾随上世纪四十年代发表了辛词研究的专著《倦驼庵稼轩词说》。此书选录辛弃疾词二十首，逐一进行详细的讲解。形式近乎俞平伯《读词偶得》和浦江清《词的讲解》，然而亦似清代以来的评点之书，究乏体系，也缺少细致的词史梳理。其主要观点在其题记中有所表现。题记云：
右所选稼轩词，凡二十章。词中之辛，诗中之杜也。一变前此之蕴藉恬淡，而为飞动变化，却亦自有其新底蕴藉恬淡在。……善乎后村之言曰：“公所为词，大声铿
，小声镗
，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铿
镗
者，吾之所谓飞动变化者也。世人所认为铿
镗
者，太半皆其糟粕也。无已，其于秾丽绵密求之乎?吾之所谓新底蕴借恬淡也。[76]
顾随对辛词的理解与前人颇有不同之处，学界也有不少论文研究顾随的词学。然而于词学研究的系统、深密而言，毋庸讳言，顾随是无法与邓广铭、浦江清之作相提并论的。
邓广铭著有多种辛弃疾研究著作，有《辛稼轩年谱》、《辛弃疾传》、《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笺注》等。至于对辛弃疾词的评论主要体现在《稼轩词编年笺注》所附论文《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中[77]。
此文共三节，第一节论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及议论，第二节论辛弃疾作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政治才能与功绩，第三节论辛弃疾词。邓广铭论辛词着重辛词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上，主要谈到三点：第一，由于报仇雪耻的强烈愿望，在辛弃疾的作品中，是一种跃然纸上的壮健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第二，对于南宋统治集团的醉梦腐朽的生活及上层文人的寄情声色，辛词中常有泼辣的批评和抗议；第三，辛弃疾词中常流露出对民生疾苦和农民问题的关切。由上可见，邓广铭对辛弃疾词的关注主要在其主题和题材，虽然在文章开头和末尾涉及辛词多方面的艺术风格，但寥寥几句，不够充分。
浦江清研究辛弃疾单独辟为一章，共分三节。第一节述辛弃疾生平，将其一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二十三岁以前，主要述辛弃疾少年之智勇果决；第二阶段辛弃疾归宋为小官吏时期，主要述辛弃疾先后献《美芹十论》和《九议》之策，却不得重视，郁郁不平；第三阶段辛弃疾受到重视时期，主要述辛弃疾之文才武略，虽为统治者所用，却仍不得北伐中原；第四阶段闲居时期，主要述辛弃疾身在农村，心系国家，壮志难酬，虽年至七十，却壮心犹在。第二节分析辛弃疾的政论文，主要讨论了《美芹十论》和《论盗贼札子》两篇文章，浦江清主要是从文章内容的深刻性和针对性来评价，认为辛弃疾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三节论辛弃疾的词，浦江清首先认为辛弃疾进一步拓展了词的境界，题材更丰富，笔调更多样，先后举《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贺新郎》(绿树听鹈
)等词以证之，尤以对《贺新郎》词的分析为细致。浦江清说：
词与柳永别词风格大不同。连用若干离别典故，竟似一篇小别赋，而以“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收住。他把兄弟别情放在家国兴亡的大背景下来写，借历代英雄美女去国辞乡的恨事，来抒发山河破碎、同胞生离死别的悲情。[78]
我们可以看出，浦江清似乎发现了这首词的特别意义。辛弃疾之前，离别之词多愁肠寸断，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恨少”，而辛弃疾这首《贺新郎》却作得沉郁悲凉，无疑是词史上的一大发展。浦江清也正是在分析辛词的主题和题材之中确立了辛弃疾词的根本特点，即“豪放”。而浦江清对辛词“豪放”的认识也并非是肤浅的。浦江清比较了苏、辛豪放的不同：“不过苏轼的豪放，在思想上是超旷的，类似陶渊明、李白；而辛弃疾的豪放，风格上是雄浑而壮伟，同时沉郁而悲愤。这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遭遇所决定的。他有些像词中的杜甫。”[79]浦江清进一步分析了辛词风格的多样性，他认为辛词有清新自然的一面，也有秾丽缠绵的一面，还有就是用散文笔调，加入说理部分，进一步解放了词体。
通过上面的陈述和分析，可以发现，浦江清对辛弃疾的研究的确更为细致，应该说代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辛词研究的水平。
《词曲探源》和《词曲探源续录》大概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讨论词曲起源的诸种形式的演变问题。《词曲探源》讨论词的起源的三种形式：乐府、小曲和五七言诗。这些观点置于当前学术界当然并不新鲜，但其所摘录的许多材料却表明了浦江清对词的产生之初的种种有趣的认识，这尤其体现在《词曲探源续录》中。
《词曲探源续录》共二十则[80]，其所涉及问题实可分为四类。一，词的起源与乐府民歌有莫大关系。如《薛能柳枝词》，记载薛能《折杨柳》十首、《柳枝》四首、《柳枝词》五首及其序。引《柳枝词序》云其时部妓少女作《杨柳枝健舞》，复歌其词。无可听者，自以五绝为杨柳新声。这一方面证实了浦江清词曲同源的观点，他在《中国文学史》中说：“词与辞同义，即歌曲的文辞部分，特称之为辞或词。”[81]另外也证实了词曲小令来源于民歌小曲。其他类似的几则是《宋人以词为乐府》、《选词与配乐》、《唐宋度曲亦多用笛》等；二，早期词与歌妓文化的关系。如《缠头》一则述唐人往往听曲赐缠头，《小令侑酒》一则述宋代歌妓多唱小令以劝觞酒，《多情应笑我》一则释东坡词“多情”义为同游之声妓，《营妓》一则则言行营之中也有唱曲之定规。凡上均可看出早期词创作之时的多种面貌；三，早期词的题材与风格。这类是足见浦江清之洞见。表明浦江清对词之所谓“本色”的思考。如《裴
俚词》述中唐裴
词虽俚谐有吴歌味，《田曹小令》述北宋中后期田不伐、曹组等俚俗之曲尚盛行，《词作妇人语》述晚唐五代迄北宋中叶“作词必须用妇人语”，《北宋词之体制》述万俟雅言词集分为“应制”、“风月脂粉”、“雪月风花”、“脂粉才情”、“杂类”五体，可见出北宋词创作和演唱之一般题材；四，词牌考证与词人词作典故、本事的辨析。《苏幕遮》一则述《苏幕遮》调源于公孙大娘浑脱舞，《霓裳散序》一则述《霓裳散序》为北宋慢词之滥觞。《西塞山》一则述张志和词中“西塞山”当在湖州，《东坡非不能歌》举东坡自歌《古阳关》以证东坡实知音律，《东坡未尝不学柳七》举《碧鸡漫志》语及《与鲜于子骏书》证东坡欲与柳永较一短长，无形中则受柳永影响。
《词曲探源》和《词曲探源续录》主要是考证词体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词的语言、结构、音律等形式与其他文体及唐五代社会文化的关系。有些结论也许在现在看来不足为奇，但也有不少足供启发。他这方面的成就我们的词学史(包括研究史)并没有足够注意，应当来说的确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