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刊妇女诗话的思想倾向
民国报刊所载妇女诗话，既有对“新女性”的提倡，也有对传统妇德的回归。和女权思潮的起伏变迁不同，新旧交织的思想在诗话中的体现，基本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很难划分出明显的时间段。
有少数诗话开始使用现代话语评论女性诗歌。如娟秀楼主人《闺秀诗话》用白话文写成，通篇批评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2]。啸云《香闺诗话》亦批评专制时代压抑女性，使得“女学不昌”[3]。杨芬若《绾春楼诗话》批判专制君主选秀女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称之为“女界痛史”。她从批评君主制的角度评论宫怨诗，在当时可谓新颖[4]。《绾春楼诗话》还记载辛亥革命之时上海成立“女子军事团”一事，录杨雪子送《送军事团北伐》古风，评之曰“意殊遒壮，气吞万夫，真堪掷地作金石声也”[5]。桂英《女子诗话》借古人诗号召妇女爱国，云：
古代社会家庭之情状，恒描写于名人诗歌中。读少陵《兵车行》，足见当时妇人，只知儿女之私情，不急国家之大难，诚足耻也。然古之妇人，岂尽若是。不观宋刘孟熙征妇词乎?曰：“征妇语征夫，有身当殉国。君为塞下士，妾作山头石。”慷慨激昂，深知爱国之大义。方诸南北美战时之妇人，当无逊色。[6]
这些评论，体现出民族民主革命之下的进步思潮。但大多数诗话依然延续清代闺秀诗话的语境，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停留于“德才兼备，贤妻良母”。如范海容撰《闺秀诗话》(《妇女旬刊》1925年)，采摭历代才女、贞妇诗，品评一如古人口吻。更有一些诗话，大力提倡贞烈苦节。如许慕西《苍崖室诗话》(《家庭杂志》1915年)，专选“冰霜铁石之章”，“爰集有明及前清闺阁之诗，择其光明磊落、名贵不凡者，采录一二，以供绣阁才媛之讽诵浏览”[7]。该篇所载刘夫人，夫死后“忍死事姑，居小楼中，誓不逾阈。父病剧呼之，终不归宁”，守节六十余载；贞妇邓铃，夫死后“刮双耳自誓”。作者对之都极为推崇。更多的诗话，则是兼有新思想和旧道德。如云峰的《闺秀诗话》(《黄陂月刊》1934年)，既赞颂认定“从一，义也”，因父母悔婚而自缢的烈女朱梅卿，也收录了孝昌女学校教习赵小素讥刺时政、较为激进的几首诗作。周瘦鹃《绿蘼芜馆诗话》(《妇女时报》1911年)既记述近世教育家吕碧城女士，也收录“青年早寡，矢志柏舟”的贞妇诗。总之，在肯定女子诗才的同时，也强调其妇德，这一理念基本与明清的闺秀诗选、诗话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近代女子之才发挥的空间更大，女革命家、女教育家等活跃于公众领域的女性也通常会得到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的妇女诗话，不论其道德观是新潮还是保守，对于女子之才都是一致支持的。明清江南闺秀诗虽蔚为大观，妇女应才德并存的观念也逐渐流行，但仍有不少文人从两方面支持“女子无才便是德”：一是认为有文才的女性容易做出有悖礼教的行为；二是认为才女容易命运不济，如袁枚悼其妹云“似此才华终寂寞，果然福命误聪明”；王鸣盛云“固知才是不祥物，男子犹然况妇人”。这其中以洪亮吉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女子不可有才，才过人则不寡必夭折，否则或遇危险困厄，有非可以常理论者。[8]
而在民国时期的妇女诗话中，许多作者都专门批驳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如《苍崖室诗话》评价明末桐城烈妇方孟式云：“诗思清如水中明月，气节炳若天上日星。人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吾不信也。”[9]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引其友石生“长于才者必有情，深于情者必有德，才固不可少矣”一句，也多被各报刊诗话因袭。李亚男的《明清妇女诗话》更是直接指出了礼教以“德”限制妇女“才”的情况：
因为妇女在过去时代是受“德”的限制，不能过度地发展她们的真情。即使用诗词流露出来，也被看为有才无德，甚至被厉禁。如宋之李易安、朱素(淑)真。这也是妇女文学进展上之一大妨碍。虽然，妇女的诗词关于情的写作多些，但慷慨激昂光明磊落的作品，也很有些价值的。……明清妇女诗词很多，大致都是节烈忠孝，有益妇女文学不少，替妇女界放一灿烂之光。谁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论，太不合道理了。[10]
和许慕西、石生等人不同，李亚男此论不仅将“才”看作有利于节烈忠孝之“德”的工具，还更进一步，将“才”独立于“德”，且认为“有才无德”的说法妨碍了妇女借诗作流露真情。梁彦《妇女诗话》甚至将“才”放在“德”之上，为朱淑真辩护：
宋朱淑真，人多以不贞罪之，大可不必。其《赋田家》诗：“……寄语豪家轻薄儿，纶巾羽扇将何为；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为历朝金粉世家女子所见不到者。[11]
梁彦撇开妇德的评价，而只就诗的艺术价值本身来评论朱淑真的诗作，显示出一种“以才为先”的新型才德观，和过去文才只作为闺秀妇德之附庸点缀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总而言之，民国报刊上的妇女诗话，即使在道德观上依然整体偏向保守，不像新式知识分子那样激进呼吁反对礼教、争取女权，但依然显示出时代特有的进步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