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之前的“农兵工”
从教（与从学）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与职业生涯和“教与学”毫不沾边。我16岁初中毕业后，先被下放当知青，在故乡浙江上虞县（现在为绍兴市上虞区）章镇的覆卮山村做过两年半的知青，当了实实在在的两年半农民，学会了插秧、耘田、种菜、砍柴，挑130多斤柴担走30里路气不喘。在农村，我同时还是一位称职的生产队会计，管理着全队上百口人的吃喝拉撒。由于我勤劳自励，安心务农，被评为全县的优秀共青团员。19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去了南京军区6408部队。部队驻地合肥，一年新（兵），两年老（兵），三年打背包（退伍）。当了三年真枪实弹的军人，红五星红领章，年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再以后，我在上海铁路局杭州机务段与重庆铁路分局重庆机务段当了货真价实的七年铁路工人，先在铁路机务段运转车间当火车司炉与代务副司机，以后在设备车间当机械钳工。遥想当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我与师傅拉的不是上千位旅客就是几千吨货物，“安全正点，多拉快跑”是机务段人人熟知、天天遵循的规章与目标。虽然火车司炉的高强度劳动与高密度上班（当时每月45斤定粮还不够吃）非常人可以想象，但一想到汽笛声中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的列车，作为铁路工人的自豪感至今依然荡漾心头。“铁老大”的感情使然，因而我后来凡出差去外地，能坐火车就不乘飞机，特别是现在有了高铁、动车，真正是风驰电掣，想起当年汗流浃背当火车司炉的情景，如今舒适地坐在高铁、动车上，真是一种难言的享受。
从我的学历（初中）和履历（农兵工）看，我做梦也没想过要从教与做学问。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的少年梦：“我出生于浙东曹娥江畔的上虞章镇。小镇虽小，但出过好多位历史文化名人。一位是东汉哲学家王充，距小镇十数里的滨笕茶山上至今还保存着王充墓。再一位是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据我家乡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数十年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始宁墅中的‘北山别墅’，就在我们小镇的姜山东南。小镇距绍兴老城区不到一小时的车程。和我外公家同一个院子有一位老先生，1949年前当过小镇的小学校长，他曾是鲁迅先生的学生，毕业于鲁迅任校长时的绍兴师范学校。我的故乡应该是一个人文渊薮之地。但说来惭愧，故乡所有这一切与‘人文’有关的事，都是我上了大学以后才弄清楚的。故乡所有的人文故事，似乎与我以前的岁月毫无关系。我的父母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我所知的亲戚中没有人读过中学，二姨娘文化最高，但也只是县里的简易师范（小学毕业后就读）毕业。我的父母以及我所认识的亲戚，都是社会底层的小小老百姓，一辈子都在为衣食、为生存、为子女而奔波、辛苦、犯愁，因而他们自然对王充、谢灵运、鲁迅毫无兴趣。我小时候的最高理想，是进我们县里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读书，那是一所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现代文学名家任教过的完中，校园里还有李叔同的‘晚晴山房’。但命运总是如此令人无奈，我只在家乡的章镇初级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就被命运告知：我必须自谋生路，春晖中学成了我终生难圆的梦！那一年我16岁，去了全县最高的覆卮山，插队落户当知青。”不过我只当了不到两年半的知青，而与我一起下乡的同学，当了十五六年，有的已在农村安家生子。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国家规定，当知青也计算工龄，因而我的工龄从16岁起计算，至今已有整整50个年头了！
感谢1977年年底的那一场高考改革，使我有幸赶上“末班火车”，以初中文凭、铁路工人的身份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在全国570万名考生只录取27万人的5%的录取率中，有幸胜出，成了77级本科生。
更感谢当时国家的好政策，我读大学期间同样计算为工龄，不但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与住宿费，而且原单位工资（每月37.60元）照发。因而尽管当时我已有家室之累，但我全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为衣食银两操心，使我能全身心投入学习。本科毕业后考取硕士研究生，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享受比原单位工资要高的研究生津贴，因而又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如果放在今天，高昂的学费、住宿费，我的大学梦只能成为黄粱梦，因而“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学而优则报效祖国”是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多数人的价值取向。
我高考时选择的专业是与铁路交通沾不上边的中文系，为什么要选择中文专业呢？从本性上说，是因为我适合“这一行”；从潜意识上说，是为了实现上文所述的少年时代“春晖中学读书梦”。
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对写作（作文）的兴趣已是浓得化不开。几乎每次作文课，语文老师都会拿我的作文作为范例进行讲评，这是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最露脸的时候。从小学扎下的作文迷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虽然16岁初中毕业后当了农兵工，但我在内心深处则自我定位为“文学青年”。因而无论在田头、在营房、在车间，一有空闲，我就会手不释卷，凡能找到的图书、报刊，我都会贪婪地阅读，如同高尔基所说，我像是一个饿汉扑在面包上……我的梦想是当业余作家，那时候（20世纪60年代），上海铁路局火车司机、工人作家陈继光，青藏高原战士作家王宗仁是我崇拜的业余作家偶像，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那几本《青年作家小说选》则是我不知翻阅过多少次的案头书。
“文学青年”的自我定位，使我在当农兵工的十多年间，暗中摸索着创作，写过通讯报道，写过诗，也写过小说、散文。上大学之前，最大的成果是在一家市级大报发表了整版小说。这篇以铁路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差一点儿被《人民文学》刊用，编辑在来信中充分肯定了“接地气、有生活”的优点，但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被采用。如果真被《人民文学》刊登了，我的人生之路可能会是另一种选择。
可以说，我是怀揣着作家梦走进大学中文系教室的。因而大一、大二期间，我的兴趣还是创作，满以为有了随时可以借阅的图书，满以为不用上班有了读书时间，就可以实现作家梦了。
直到大三，我才猛然醒悟。两年的大学生活告诉我：大学不培养作家，大学的学术规训其实并不适合我自由飞翔的灵感，虽然这期间也偶有作品发表，但在作家与学者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我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当我本科毕业时，充其量只是一个曾经发表过若干小说、散文的业余作家而已，我面临的去向或者是回原单位铁路局机关，或是去市里的文联作协。但这都不是我所愿，大学的氛围与气场已使我离不开它。
同时，我也清楚地意识到，从前的我无论是当知青、当兵、当工人，都是身不由己，都是出于为生存、为出路的现实目标，虽然精神上有“文学青年”的梦在支撑着，但在当时，我实在只是一个在社会底层随着时代潮汐四处漂泊的草根而已——我“无法选择”。作为社会底层的“草根”与“草民”，对命运安排的一切自然只能是欣然从命。作为既无背景又无根基的“草二代”又能做什么呢？因而当时无论是当农民、当士兵还是当工人，我都是认真敬业、老实本分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到自己力所能及、问心无愧的最高境界，至少使从小养我、疼我的祖父母（我是跟随祖父母长大的）和远在外地的父母亲放心。对自己居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处境，比之周围的同龄人，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时还颇感自得。而现在，这一次，命运的岔路口，我则完全可以自我选择、自我奋斗：要留大学从教，当学者，我就必须考研，必须放弃写作而改写论文。
从现实而论，大三的这一转向是出于人生规划的现实考量，但从精神深处而言，则是我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定位。我的这一选择直接来源于“人是目的”这一人生实践的坐标与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文中提出了“人是目的”这一口号，他认为道德律令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上：“你的行动，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永远当作目的看待，绝不仅仅当作手段使用。”[1]人生在世，自然有为一己生存、欲望等进行努力的目的，但在康德看来，与实现人自身人格的完善和人生的终极目标相比，那只不过是手段，是不足道的。如果人的全部活动只是为了求得自然欲望和个人存活，那就等于把自己当作物质的奴隶，也即意味着把自己降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了。人的生命有一个比个人欲望远为高尚得多的目的，理性的使命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人自身所要实现的最终价值。黑格尔高度赞赏康德的这一观点，认为“人是目的”这一口号大大地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2]在我的大学时代，也大大地唤醒了我的自我意识与生命觉醒。
马克思说，人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历史，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创造历史。人生选择什么，就有可能是什么，如果他能抓住机遇而且早做准备。当然，选择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只有有所放弃才能集中目标。从大三开始，我集中精力为考研做准备。大四，我接连在大学学报与中文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多达一万字，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校的事，因为系里的老师也没有几人能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
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分配到高校从教。从此就开始了30年的从教之路与学者生涯。
因我研究生读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回顾我16岁后的坎坷经历，感慨系之，戏称自己是越活越小：最初是上山下乡当农民“伯伯”——以后参军成为解放军“叔叔”——退伍后成了铁路工人“老大哥”——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居然考上大学又当了“学生”——本科毕业后居然成了“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从“伯伯”化身为“儿童”，你说是不是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小？
确切地说，我的学者生涯应当从读研开始，读研是我学者生涯的准备与预热。如果将读研这一段算在内，那么我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三所大学：第一阶段浙江师范大学（金华）；第二阶段西南师范大学（重庆）；第三阶段北京师范大学（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