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效应的悖论
在人类生存的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社会意识形态的潜能，在这些急于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的青少年身上彰显出其强大的模塑作用。走出家庭避风港的青少年们迫切地希望为同伴所肯定，为父母教师所证实，为值得付出精力的“生活方式”所鼓舞。反过来说，社会对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成人的“承认”，绝不仅仅限于承认他的成就。因为它大大地关系到年轻个人的同一性形成：即他被他人所响应，并在其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中对那些开始对他有意义的人产生意义，并且被赋予职位和地位。
同一性的形成对青少年社会心理的成人化的影响可谓是无出其右，在这种压力的逼迫下，一种自相矛盾的心理便乘虚而入：即他宁愿做出无谓的、甚至是无耻的，在年长的人看来是出于自由选择的行动，而不愿做出羞怯的、在自己的“同伴”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或被迫而为的行动。无谓盲从的根本目的，就是得到同伴的体认——这也就是所谓的“同伴效应”。青少年们将“同伴效应”作为同一性丧失感的一种必要防御，他们可以诸如肤色、文化背景、爱好和天资等各种“差异”，甚至以任意选取的服饰和姿势上微小差异作为“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标志。在这些自定的标准之下，青少年们不但可以结成小团体以使他们自己、他们的理想和他们的敌人保持一成不变，互相帮助以度过建立同一性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而且可以坚持检验彼此的能力，以求在不可避免的价值冲突中维持他们的忠诚。
正面意义上说，没有哪个时期的“同伴效应”会像青春期那样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成长动力，它指引着青少年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在家庭之外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平等的关系，并从中收获自信和快乐，以此缓解成长旅途中的孤独和恐惧。因此，那些表面上胡搅蛮缠完全不可理喻，而实际上却是肩负着维持同一性的“小团体”在成长小说中屡见不鲜：威廉·麦斯特进入贵族圈子，参加秘密会社；汤姆和他的小伙伴们组成的“海盗联盟”——这种绝不背叛的陪伴增添了成长故事感人的张力，更是打动和鼓舞着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成长的读者们，人们对于好友汤姆和哈克的喜爱也就不难理解：他们总有着人羡慕的过剩精力，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他们让人永远怀念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一起呼吸着空气，亲近着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还有可以流血的打架，还有痛苦背后的抚慰。在这种团体性成长的叙述中，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一种类似于金庸笔调下才有的让人热血沸腾的“江湖豪气”；在阅读的紧张和快感之余，我们还感到一种莫大的失落感——为什么我不是那个少年？
在现实生活中，“同伴效应”更是以更为惊人的多样的方式和深度存在着。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仍然以“同伴效应”为基石，建立着他们所谓的“俱乐部精神”，鼓舞着那群徜徉在世界最高学府的年轻人们寻找自己的同伴，最大化自我和团体的价值。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哈佛的讲演中曾说，哈佛让人骄傲的正是它给它的学生所灌输的这种“俱乐部精神”。至今，在哈佛大学，俱乐部仍然是学生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不同的俱乐部中，尽管难免有“胡闹”行为的存在，但拥有共同志向的同伴的相互促进，无疑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更为迅速地摆脱幼稚的言行，走上行为和心理的社会化。
反面的情况是，即便这种为哈佛所称道的组织形式也常常为世人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伴效应”也常常带来不可逆转的思想或行为上的负面影响，有的甚至会直接导致成长的幻灭。
“同伴效应”的负面影响之一源自于亲密的对立面：疏远——即对那些在本质上似乎构成威胁的力量和人采取准备抛弃、忽视或加以摧毁的态度。即便是这种态度本身并无对错之分，选择采取何种态度去面对周围的人、事也会左右事情的结果。不合理的团体“划分标准”，尚难以确信的观点或想法，可能产生变化的人情或事务，过早地确立“亲密”或“疏远”的态度，都可能是不明智的选择。青少年的选择又常常陷入极端，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以委婉的方式表明只有出现一个“领袖”他们才能得救的感情，这个领袖可能是一个成人，或是任何能够让他愿意使自己成为“附属品”的安全对象。后期青年希望成为这一种人的学徒、信徒、追随者。表现在成长小说中，则是广泛存在的成长“引路人”或“同行者”。《我亲爱的甜橙树》中的老葡，《所罗门之歌》中的派特拉，《看不见的人》中的兽医等都是如此。引路人的权威性或是同行者的亲密感一旦确立，他对成长主人公成长历程之甜、之苦、之艰、之险的左右力度便是与日俱增。缺乏判断能力却又急需情感抚慰和心灵指导的青少年们以巨大的热情、十足的亲密感追随着他们的引路人和同行者，尽管在这种追随中他们往往快乐而又勇敢，但在依赖他人或相互依存的关系中，一些原本需要建立的同一性要素正处在崩溃的边缘：透过他们迷惘追随的眼睛我们看不到生命的本来，看不到那种应该活跃的动物性，他们的成长逐渐显现出脆弱和缺乏生气的一面。更可怕的结果是，当这方面因其强度太大和极端性而宣告失败时，青年人便退缩到一个紧张反省和自我检验的状态，这种状态包括一种高度痛苦的孤独感，一种不能从任何活动中获得成就之感。所以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少年不再如马儿般奔腾，所以失却了夏绿蒂的维特高举起夺命的手枪，所以帅帅酷酷满口不在乎的霍尔顿大病昏迷……
青春期的少年们被留在年轻无知的绷索上，独自一人去研习“青春”这样一本需要无师自通的书。他们一方面体验到绝对自由之美，一方面又逃脱不了无所适从之危。这一段生命历程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是危机重重。自由的空间越大，选择的范围越广，行动的负累也就越重。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真正意义上地从青年时代“幸存”下来——完成心理社会化进程，建立起完整的同一性。可惜的是，绝大多数青少年最终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得不屈从于含糊而又杀气腾腾的成人世界的趋同性，积重难返；还有一些青少年在整个成长的历程中，在从未发现和获得自己的存在感，从不曾为青春赤裸裸的野心加上一层个性风格或强迫性的公共精神之前，就摆脱不了非做某事不可的命运，而被迫迅速地“出人头地”了。即便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的心理社会化进程仍然是缺失或不完整的，他没有度过同一性危机，亦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同一性精神体系，在重大的内心需要和无情的外部要求的双重利刃之间，已经或者终将陷入不知所措的心灵困境中。
【参考文献】(https://www.daowen.com)
[1]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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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毛炜炜（1986— ），女，湖南湘西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硕士，北京八中教师，主要从事小学教育教学实践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