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盟与分立：中国女性儿童小说作家笔下的母女关系

陈　莉^[1](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以及祖—父—子—孙的长幼尊卑等级关系，使我们看到女人之于男人、子孙之于家长在身体、情感与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女和子都处在父权统治的强大阴影之下。但是，我们也看到，逼仄的生存空间又拉近了女性与孩子的距离。子曾经在母亲的生命体内孕育长达9个月之久，虽然他们之间的脐带在子降生之日起即被剪断，但他们的生命体仍然有着不同于父子之间的延续性。也因为女和子都不具备独立自主的权利与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更有可能形成特殊的“同盟”，或者可以找出一条新路。当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子的层面上，儿子与女儿又处在不同的地位以及不同的成长路径，儿子长大后是要做父做君的，成为新的统治者；但女儿长大后是妻是母，她们从父的统治下转移到了夫的主宰世界（有时，婆婆亦是夫权的一个象征符号），依然是被统治的。母与女共同承载的生命延续性，以及女性同行在历史深处的苍凉境遇，使得女性之间又多了惺惺相惜的共鸣与共勉。

在“五四”那样一个“弑父”的时代，女性作家们开始书写父权之下“父亲的女儿”的生活，她们以决然的反抗姿态与旧的家庭及其承载的文化传统做着抗争，如同旷野上的呼喊——孤独又执拗。到了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对女性的出走依然忍不住发出苍凉的叹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1]“父亲的女儿们”以成年女性的心性在男权文化的笼罩下做着艰难的突围与无奈的妥协，其微妙与复杂总是难以料想，她们甚至得不到同为女性的母亲或姐妹的同情与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制度下，一些女性作家携着她们的姐妹不约而同地、渐次地“浮出历史地表”，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女性群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一批女性作家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并且呈现出与成人文学相似或不同的女性视角。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母题就是女性儿童小说中母女的结盟与分立。一方面，对母体与母爱的依恋，对男性的失望与反抗促动着女儿与母亲的暗中结盟；另一方面，青春期的女儿挑战包括母亲在内的权威，她们渴盼“分娩”一个新我，她们拒斥母亲镜像，以至形成了母女之间无情的分立。女性儿童小说作家以不同的“女儿经验”和相同的母性关怀书写着母女之间爱恨纠葛的结盟与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