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吁求，跨学科视野下儿童文学多元理论问题的研究
与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创作与出版现象相比，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却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这也是儿童文学事业推进的一个难点领域。也许是因为前者的进步可以在市场、文化的环境中较大自由地探索，也有作家个体性劳作的特征，受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相对较少，而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则建基于整体的教育体制与观念，依赖于高等教育发展中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与支撑，它的变化不是较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自20世纪早期儿童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们曾振臂高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来，儿童文学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文学其他学科稳固而强势的地位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的弱势地位依然显而易见。从为儿童文学谋取更为“合法”、合宜的生存空间的目的出发，王泉根在新世纪以来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从学科建制的角度为儿童文学的生存发展争取权利。
对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中有关文学学科设置存在的问题，王泉根做了非常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指出，“由于《目录》是指导全国高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与研究生培养的最高根据与原则，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高校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以及研究生、本科生课程设施，甚至包括教授投岗定编、教研室建置的‘政策’依据与实际上的操作规程。因此，《目录》中有关二级学科的设置就事关重大，直接影响到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方方面面。”[3]35从文学系统分类结构的常识出发，王泉根对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中国文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突出表现在按文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界度区分而存在的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中被取消了，“这种残缺的二级学科设置实际上已经造成了高校文学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混乱和损失。最明显不过的是民间文学……至于儿童文学在二级学科设置中被取消后，其后果就不光是对高校文学学科建设的损失了，而且直接影响到全国千百万在校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3]38。
二级学科的分类与设置直接影响到了相关学科在高校的地位、发展空间、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学者，王泉根从教育制度出发去澄清制约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瓶颈问题，以及因此而付出的努力、发出的吁求对推动该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他从学科建制的角度高屋建瓴的论述，对于当前及未来相关高校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
对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史，王泉根有深入的历史研究与整体的全局把握。他特别提出，有五个时间点对学科建设发展进程具有历史性的意义：第一是1923年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的出版；第二是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钟敬文的倡导下在全国高校率先建立了儿童文学教研室；第三是1982年有两部《儿童文学概论》同时出版，以及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蒋风先生公开招收“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批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第四是1985年四川外语学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所——外国儿童文学研究所；第五是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面向全国及台港澳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3年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科幻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3]74-76由王泉根对这五个时间点的统领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推进的历史印迹与内涵建设，其间有本质性的时代变化。对新世纪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王泉根有冷静的反思总结，“儿童文学学科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既有学科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生态环境的原因……学科危机的严重性还表现在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急剧萎缩……儿童文学学科的危机还表现在教材短缺、学术交流停滞等方面”[3]77-82。从世纪初王泉根的论述至今，这些困境与危机近些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还缺失本质性的提升。教材建设与学术交流有所推进，但高校儿童文学师资队伍的建设依然是难点，亟须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的落实。未来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怎么办？哪些具体工作是需要我们切实推动的？王泉根概括了四个方面：一是努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原创品格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也就是抓好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本点与支撑点；二是建立科学的多层次的开放的儿童文学课程体系；三是积极介入当下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四是做好研究生培养工作。[3]91这四个方面的确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对每个方面王泉根也指出了其发展的路径与实施的具体内容。沿着他的思路，我们也可以就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与系统工程做更多的思考。我个人认为，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人才队伍的问题。专注进行研究与教学的高端人才依然相当匮乏。新世纪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进行儿童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培养，但培养规模与力度还相当有限，也存在人才毕业后的分流现象。如何进一步利用好学科现有的博士生导师资源，以及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资源，激励相关高校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是一个关键问题。其次是现有高层次人才队伍的整合利用问题。由于学科发展的弱势地位，学科建设必须超越地区与高校的限制，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人才队伍，就某些基础研究做好选题规划，儿童文学学科目前更适合“协同创新”。加强国际化视野，切实推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国际化视野是我们对外部资源的利用问题，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其实都存在更大力度扩大对外交流的问题。当我们的研究者能更充分自觉地去吸收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更自如地与国外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展开交流对话，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更顺畅地立足于儿童文学的国际高等教育，儿童文学学科的振兴便真正指日可待。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得以发展至今核心的原因在于一直以来有真诚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的一代代学人专心奉献于此。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比较起来，儿童文学研究的社会共识度较低，真正能够安心从事此领域研究的都是源于个人的情感认同。王泉根说，他“热爱儿童文学事业，热爱儿童文学学科，甚至有一种‘殉道’的精神在里面”[3]92-93。这种感受对后继的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是最大的精神激励。当前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最需要引导的是研究者对本学科的热爱与奉献精神，学界只有不断聚合出更多的有志之士潜心于此，学科的发展才能被注入真正的源泉活水。
科研项目的规划与研究是检验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科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率得到较大提升，已完成的项目产生的系统性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学科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主持开展儿童文学的科研项目方面，王泉根的成就最具有代表意义。他先后独立承担或主持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3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两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十一五”规划项目。这些项目都产生了大视野、大角度的研究成果。如由他主编的《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6]便是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结题成果，这是学界第一部系统考察、研究1977年以来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的专门著作。著作包括宏观研究、文体研究、地域研究、传媒研究、文献存档五个子课题。第一编“宏观研究”从九个方面对新时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系统工程建设、整体走向、世纪沉思、性别作家研究、对外交流等做出了描述与分析；第二编“文体研究”包括小说、童话寓言、科幻、诗歌、散文、幼儿文学、戏剧电影等七种文体类型研究，全方位细部展示了新时期各类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与演变轨迹；第三编“地域研究”细致描述了各地域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地域特色对各地儿童文学独特的审美质素与文化意蕴的影响；第四编“传媒研究”展示了“文化研究”视野进入儿童文学研究后的具体结果；第五编“文献存档”是编者文学史料学观念的再次集中体现，五种重要文献展示了在国家政策、文学组织等规范的文学行为活动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以来取得的瞩目成就。本著作是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一次重要收获，在拓展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空白、营建儿童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增进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认知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主持的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立足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多元复杂的严峻现状，力图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生产现状、传播现状、接受现状；深入阐释先锋性与时尚性、消费性与欲望性并存的当今青少年文化产品的新形态、新特点、新趋势，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对青少年主体生命精神的影响；调动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语言文学等多学科学术资源，探讨青少年文化产品的存在问题与深层次原因，提出有学理深度与实践意义的引导策略和思路。项目的子课题重点探讨青少年文学、影视、动漫、数字化产品等四大门类的青少年文化产品。[7]304-320从本项目的论证计划中，可以见出项目设计的前沿性与其具备的重大社会实践意义。立足儿童文学学科的人文担当，王泉根以跨学科的综合视野，覆盖当前青少年文化产品形成的各个主导领域，以一手调研的数据案例为基础，以关怀青少年精神健康成长为终极目标，大手笔地论证并展开了本次课题研究。本项目涉及文化现象面广泛，既包括传统的纸媒文学，也囊括了各类现代化传媒下的文化产品，研究素材新，紧跟时代发展，紧扣青少年的现实文化接受，视野新颖前瞻，方法多元可靠，研究成果构想既具有理论内涵，又有很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党和政府加强青少年文化建设的决策上必然能提供出科学的依据。该项目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学科边界，同时也充分地体现出儿童文学内在秉具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其作为青少年所有文化产品的文学“蓝本”的基础地位。项目成果对于扩大儿童文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增进儿童文学学科自觉的文化实践意识，巩固儿童文学学科特殊的人文精神价值均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事实上从新世纪以来，王泉根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更理性务实地面对当前少年儿童所身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思考在多元儿童文化产品的发展格局中，儿童文学应如何积极发扬其人文传统，渗透其艺术质素，扩大其文学效果。在全新的媒体文化语境中，儿童文学工作者理应有更多的责任担当，同时更应有与时俱进、新颖前瞻的现代观念，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有所作为。当前，儿童文学既要“固本”，又要“创新”。这个“本”其实就是其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生命”，也是所有艺术作品的“精神生命”。对此，王泉根有清醒的认识，“在精神层面上，所有的艺术都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如何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如何用精神产品提升人类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使人类的精神消解下去，甚至堕落下去”[7]292。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打通了儿童文学与其他儿童媒体文化的界限，将研究触角延伸到与儿童精神健康相关的各个文化领域。在讨论青少年影视作品的发展问题上，他一语中的地指出，“首先必须提出青少年影视创作的美学责任问题，必须强调青少年影视尤其是儿童影视，对未成年人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道义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问题，使我们的影视作品在引导、促进未成年人的‘精神成人’方面发挥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作用”[7]293。事实上，王泉根的这一价值澄清对当前少儿影视业的发展绝对是一剂及时的头脑清醒剂。它也深刻地映现出当前我国少儿影视业发展存在的关键问题，警醒我们认识到，当“儿童文学”专家还在一直坚守一种严格的价值判断，一直认真地为我们的孩子监管着精神食粮的质量问题时，而儿童影视领域很多时候则处于一种盲区，因为没有专业的“儿童影视”专家去专门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一领域其实责无旁贷地就是“儿童文学”专家的重任。在多媒体时代，文学存在的方式本身在发生急剧的转型，儿童文学同样如此，这就对儿童文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专业与视野要求。王泉根在此做出了典范。他说，“一部优秀青少年儿童影视作品的评价标准主要体现在作品的人文质量与艺术质量两方面”，“青少年儿童影视的题材内容有其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借鉴儿童文学的三分法，我建议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影视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三个层次”[7]293-296。正如他对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的关注一样，对儿童影视作品，他思考的也是最基础的理论建设问题。作为同样提供给孩子的艺术作品，虽然两者的艺术载体有差异，但在审美内涵的构成上却完全是相通的。所以，王泉根在论述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的关系时，他说：“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有着天生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之缘……由于多种原因，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这两种艺术门类缺乏沟通、对话。儿童文学不关心儿童电影，敬而远之，不懂得将优秀作品转化为视觉艺术；儿童电影则未能看到儿童文学这一巨大的文学资源库，很少想到要从儿童文学那里借鉴新鲜的理论观念，发现与寻找可以改编成电影的优秀作品。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需要携起手来。”[7]298-299这些精辟的论述放置在儿童文化产品的整体思维框架内，为儿童文学与儿童影视作品两个领域打破了专业壁垒，指出了专业整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在多媒体文化愈益取代传统纸媒文学的当下及未来，这种整合与联手既对开拓儿童文学的发展空间有现实意义，又对多媒体儿童文化产品自身的审美内涵构建有积极的价值传承作用。
随着新世纪数字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浪潮的兴起，少儿出版与儿童文学也被推向了人类文化形态变迁的全新的时代之中。王泉根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转型的必然性及其深远意义，高瞻远瞩地指出，“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生命性与强烈的好奇心、趋新性、求知欲，决定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具有时尚性、前卫性、探索性的特征。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强。一茬茬不断成长、发展、变化中的少年儿童决定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属于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7]322他论述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四个类型：核心产业、延伸产业、附加产业、综合产业，结合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态势，指出了我国在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上存在的不足，从三个方面给出了努力的方向。
近些年来，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愈来愈多地呈现出新气象、新趋势，在这其中，儿童文学与儿童网络游戏的结盟所催生的新的文学形态，在业界与儿童读者群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对这一文学现象，学界及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以开阔的文化理念与儿童文学美学理念，王泉根对此表明了自己的介入立场，“我们听惯了太多的对动漫、卡通、网游的批评声音，诸如‘低俗’‘类型化’‘浅阅读’‘市场炒作’……一味地批评、不屑一顾，自然容易做到，难得的是正视它们、关注它们、研究它们并改变它们，用儿童文学的高品质、真善美、精气神改变动漫、卡通、网游”。[8]83正是在这一价值基点上，他对儿童文学作家参与儿童网游文学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直接参与儿童网游创作，从根本上保证了网游产品的道德底线与文化品质，远离儿童不宜的因子，更多地在作品中融入了宽容、尊重、友谊、信任、爱心、为善等做人做事的正面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儿童网游作品……开发了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的一个新品种——儿童网游文学，对于改变当下网络游戏的荒杂局面、提升网游特别是儿童网游的品质和艺术，都是一件值得需要充分肯定的文学行为。”[8]84-85透过这些提纲挈领的论断，结合此前王泉根对儿童文学与多媒体文化关系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开放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在瞬息多变的‘媒体图景’的时代进程中，儿童文学怎么清楚地界定属于它自己的领域？儿童图书和新电子数字媒体在儿童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前瞻问题也是当下国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正在热议与探讨的话题，2013年8月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举办的第21届IRSCL学术会议的主题就是“儿童文学与媒体文化”。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儿童文学学术课题里，王泉根秉持了一种“融通”的学科跨界意识，他思考的不仅是儿童文学自身的“固本”问题，更多的是儿童文学的积极突围，如何与新媒体范式去对接与适应。深入分析他这一理念的由来，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的意义路向，可以得出这全在其“儿童本位”价值基座的根本缘由。正是以儿童为本位，关爱儿童精神成长的恒定的价值理念，促使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开放”的儿童文学价值视野——凡是于儿童精神生活有益的，之于他们向上成长的，就可以积极拿来；反之则必须予以摒弃。他的“儿童文学”完全是属于“儿童”的，以“儿童”为唯一的判断依据，而不是其自守自得下的“文学”形态，由此其“文学视野”一定不是狭隘的、一己的。
事实上，王泉根所有的这些理论探索，之于儿童文学学科的意义在于，在文化转型期的背景下，为儿童文学学科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文化、思想、社会资源。他从来没有把儿童文学“故步自封”为人们常识中的“小儿科”，在他潜意识深处，他一直是按照“大”儿童文学来认识并致以学术行动的。由是，在“儿童—文学”的关联度上存在、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被他统统打入关注的视野，仔细辨析其与儿童文学碰撞与对话的可能，积极抽取其于本学科发展有益的养分。这种态度对作为弱势学科存在的儿童文学来说，尤其显得珍贵与关键。
科幻文学是一类特殊的文体类型，有其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但在中国的发展却一直命运不济。针对学界有关于“不要把科幻文学的苗只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9]的学术争鸣，王泉根梳理了科幻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具体背景，以及正是儿童文学学科给予其发展空间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特殊背景下，科幻文学的苗还只能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否则不但得不到发展，甚至连生存权也会成问题。一切大话空话都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正视现实。”[7]263在论证了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具有广泛紧密的精神生命联系的基础上，他同时指出了科幻文学扎根儿童文学园地的充分“合理性”。切实面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按照时代演进总结其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也是王泉根关注科幻文学的扎实行动。他指出了20世纪50年代的理想主义生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繁荣与危机：危机之一是在文学界与科学界的夹缝中的生存，危机之二是本身的缺陷，在科学、幻想、小说三个主要因素上存在的变形的、无力的、失落的支撑；90年代以来是希望与迷惘并存。[7]268-284他的分析既在纵向的文学史线索中发现问题，概括规律，又在科幻文学的内部，以“文学性”要素突出科幻文学的审美内涵，分析当代创作存在的不足。他的研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又立于新时代的前沿，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反复辩证思考制约科幻文学大幅度推进的瓶颈问题，思考科幻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
新世纪以来，王泉根一直在追踪我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足迹，因对于文学史的纵深把握与科幻文学本体问题的深入思索，他对于科幻文学的品质认知愈来愈清晰，“科幻文学是一种直指未来、想象明天的文学，是科学与未来双重进入现实的艺术形式，是人类对自身未来命运与远大前程的诗性想象与审美表达”[7]286。这样的一种审美界定无论是对推动科幻文学自身的学理研究，还是对深化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从理论上对科幻文学不断的追问，使他对我国当前科幻文学的发展形势把握愈来愈敏锐，指出新世纪的科幻文学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这种转机的突出标志是新科幻作家群的形成与新质作品的涌现”[7]288。王泉根对科幻文学的持续研究不仅活跃了科幻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状态，而且最主要的是实证性地彰显了儿童文学学科的内在活力，证明了它与相关文学学科“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中面向孩子的部分具有非常强的社会实践性。新世纪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儿童阅读运动”的高潮，来自出版机构、教育机构、书店、作家、研究者等民间或官方的组织，为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纷纷助力，形成了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儿童阅读推广是儿童文学社会化应用的关键途径，是儿童文学作品全面走向孩子的重要平台。王泉根很早就介入对儿童阅读的关注与研究之中，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文学社会化推广和应用是学科建设的应用研究，这是将学术智慧转化为大众接受的必然途径”[7]91，因此，他指出这一方面是新世纪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应当包括的四个方面之一。他身体力行，为此写下了系列研究成果。他以西方分级阅读体系为参照视野，结合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深入中国国情，就分级阅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比如，“‘什么年龄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是儿童阅读的黄金定律，分级阅读是一种开放性、见仁见智的阅读指导，分级阅读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综合性阅读，分级阅读对阅读推广人提出了更高更难的要求”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针对我国的现状，他提出了分级阅读应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服务大多数’原则、‘群体性差异’原则、‘量身定做’原则和‘儿童本位’原则”[7]248-256。这四项原则很精要地概括了分级阅读开展需要坚持的基本准则，为当前较混乱的分级阅读现状把握了一种方向。分级阅读虽然现在在中国搞得热热闹闹，但是王泉根很清醒地看出其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分级阅读是一项智力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多学科、多行业的智慧与力量”[7]256。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新世纪的分级阅读”[7]257，“分级阅读的核心和难点是‘选书目’，具体地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选什么？二是怎么选？三是由谁来选？‘选什么’是分级阅读的理念；‘怎么选’是分级阅读的方法；‘由谁来选’这实际上涉及分级阅读的公信力、权威性与专业性”[7]361。王泉根指出的这三个问题其实是当前我国分级阅读发展最核心的难点问题，即今天我们还没有建设发展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能推而广之的“分级阅读”的统领平台，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适合我国国情与儿童阅读现状的分级阅读的分类体系，也还较少有对应的本土化的分级阅读理论研究。分级阅读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还任重而道远，儿童文学学科在这其中将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
在推动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结盟方面，王泉根也倾注了大量心力。这是他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本质及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清醒认知的表现。他说，“目前国内儿童文学产品存在与儿童文化产业脱节的现象，长期下去容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原因很简单，优质作品如果不去占领儿童阅读、儿童教育与文化产业，那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下三流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占领市场”[7]86。如何让儿童更系统广泛地接触阅读到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进入儿童的有效载体究竟是什么？王泉根有冷静的认知，这也是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界逐步达成的共识。“学校教育中的人文内容主要是‘语文’。由于绝大多数语文课都是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因而语文教学与儿童文学自然成了‘一体两面’之事。儿童文学又与家庭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等密切相关。儿童文学是联系家庭、学校、社会最紧密、影响最深广的文学样式。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走进校园，如何更好地做好全社会的阅读推广，这已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的重要任务与发展走向。”[8]106他不仅做观念上的倡导，而且还身体力行，在此领域形成了系列的成果。他与赵静合著了《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10]一书，将“文学”与“教育学”两个一级学科“联姻”，从“课程资源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对策研究、文体教学研究、实践研究”等板块为“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关系研究搭建起了较完善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