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的特质保持了商洛童谣的纯净和质朴，也限制了它传承的广度

童谣的生命力在现代性话语中，“以口头传承为媒介的民间文艺的发达，代表着前现代时期的文化状态”。在商洛，由于秦岭阻隔，曾经封闭落后、自给自足、淳朴自然，充满牧歌情调。这种文化状态表现在人际关系领域，则是老百姓大多处于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极少有跨越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与人际交往，“即便是大范围区域的人口流动，也几乎是整个村落、家族甚至族群的整体迁徙，这种整体迁徙产生的文化后果，是人们在迁徙的同时，背负着共同体的精神行囊”。(https://www.daowen.com)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社会生育制度》中提到，“孤立与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样的孤立使商洛童谣在传承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