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中盛开——一位编辑眼中的杨红樱
徐迪南[1]
很多年前，第一次与巴里的《彼得·潘》相遇在南方那座绿意葱茏的校园。这个曾让无数人迷醉的故事，最初在我心里激起的却是一阵幽幽的凉意，心底的那声长叹如同那个夏日的蝉鸣般悠长：一旦长大，我们便永远失去了那条向童年折返的路。(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成为杨红樱老师的一名责任编辑后，每每穿行在她笔下的文字里，间或陪伴她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中间时，所见所感则让我彻底改变了此前深埋心底的那种悲观的判定，也让我越发坚定地认为，童书的写作是一门神秘的艺术，此间最重要的，不是技巧，不是对俗世的洞悉，而是一个作家身上与“童年”相通的气场。或许，有些人生来就注定是为孩子们写作的吧，比如杨红樱，她笔下那些或空灵轻巧或温暖舒缓或幽默夸张的文字，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让你抵达童年的深处，并沉醉其间。
近十年的时间里，这位温婉柔美的南方女子的文字让数亿的中国孩子如痴如醉，并创造出了作品累计销售超过6000万册、连续多年占据全国童书畅销榜前30名中近一半席位的奇迹。她的成功，引发了全国媒体热烈的追踪报道，在出版界和坊间也自然流传着种种猜想。在与杨红樱老师合作的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屡次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观察与思索，暗自揣测着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少儿读者大规模逃逸和无人喝彩的尴尬局面”后，为什么她的一系列作品却会在21世纪一开始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可是，越是走近她，越是熟悉她的作品与她的为人之后，我找到的答案便越是简单而感性，也越发觉得她的成功源自一个女性对孩子天然的关切与呵护、对童年真正的理解与尊重，源自她内心的单纯与丰富，源自她与自己相处时的那份真诚与执着。
从18岁开始做小学老师，到日后做童书编辑、儿童刊物主编，再到如今专职为孩子们写作，杨红樱老师这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始终与孩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观察孩子、研究孩子，一直是最能激发她的热情，也是最令她愉悦的事。在她的书房中，最多的书籍是埃里克森、华生、斯金纳、皮亚杰、维果茨基、谢弗尔森、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布朗芬布伦纳等人关于儿童发展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专著。虽然已离开学校多年，但至今和她来往最多的朋友依然是各小学的校长和老师，甚至在购买新居时，“从这套房子的窗口可以看到小区里的学校”也成为促使她做出购买决定的重要原因。扎实的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知识、对中国当下教育现状的持续关注，让杨红樱在创作中总能精准地把握孩子们的阅读期待与阅读接受能力，也让她的作品中永远充满了新鲜的素材，并总能触动当代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诸多症结，从而激起广大小读者、老师和家长深切的共鸣。而在她的不同系列的作品中所共同呈现出来的那种温情、宽容、快乐和向善的基调，以及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我看来，则是源自她作为一位女性和一位母亲，对孩子天然的关切和呵护。她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在那些刚刚踏上人生旅途的孩子们的心灵深处打上善良、正直、坚强、宽容和乐观的底色，期待他们长大成人、历经世事后，依然怀有一颗对生活感恩的心。
前不久，我曾陪同杨红樱老师到江苏连云港市的一所实验小学与孩子们座谈。她的到来，让那一天成了全校孩子的节日，58个班的孩子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要求：希望每个班都能和杨老师合影留念。高年级的孩子们欢呼雀跃地拥到杨老师身边，合过影后又欢呼雀跃地离去，而后，一、二年级的小同学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鸭子般排着队由老师带了过来，当同学们在老师的指挥下紧张地排列着队形的时候，一个小男孩却奋力挤到杨老师身边，有些羞涩地对她说了一句话，杨老师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原来，那个男孩冒着被老师批评的“危险”挤到杨老师身边，只是为了告诉她：“我觉得你一点也不像老师，你像妈妈！”这一幕至今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其实，孩子们对世间万物、对他们身边的人、对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文字往往有一种更敏锐而准确的直觉。每一位童书作者潜藏在文字背后的写作姿态、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对孩子们的情感，往往能迅速被小读者们捕捉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几乎每一次我们陪同杨老师在不同地区的新华书店签售时，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情景：长长的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小读者事先在书上、在彩纸上，精心绘制一枚大大的奖章或一张漂亮的奖状，将它们郑重地授予他们无比喜欢的这位作家；或者，他们理直气壮地在纸条上写下“红樱，加油！我们相信你”，然后，郑重地和杨老师握手以示鼓励。在整个过程中，这些小孩子满脸的真诚与庄重，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把这位一直用平等的写作视角为他们创作的杨阿姨当成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当成了自己人。间或，也会有一两位个子很高的初中生甚至高中生默默地排在弟弟妹妹们中间，他们也许并没有买书，他们只是耐心地等待着走到杨红樱老师面前，认真地对她说声“谢谢”，谢谢这位作家用笔下的文字给他们的童年带去了那么多的温暖与慰藉。有时，他们会激动地脱下身上的校服，请杨红樱老师在校服上签名，只为了收藏起在成长岁月中那些有杨老师的作品陪伴的快乐时光。这些来自孩子们的肯定是杨红樱老师最为在意，也最为珍惜的，因为她一直坚信：儿童文学作品成功与否，应该由小读者们说了算。
从1981年开始发表第一篇童话起，杨红樱便一直在童书创作领域笔耕不辍，可以说，她参与并见证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但如果细细梳理并研读她的作品，我则感觉到，平时开朗随和的杨红樱在创作中却几乎一直保持着一种独行者的写作姿态。她的独行，不是离群索居，不是孤芳自赏，只是保持着一种独立的思考与写作状态，从不随波逐流。二十多年来，在创作中，她一直真诚地与自己的内心相对，应着心灵深处的召唤，走自己应走的路。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坛先后经历了萨特热、卡夫卡热、马尔克斯热、博尔赫斯热和昆德拉热，这些作家的作品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坛的叙事风格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在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领域，不少作者也开始运用先锋小说的诸多手法，尝试儿童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应该说，这些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进行尝试的实验性作品自有其文学史的价值，但其中一部分作品也因忽视了少儿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而让作品的阅读成了生涩甚至痛苦的仪式。杨红樱虽然也如那时的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大量地阅读了福克纳、博尔赫斯等西方文学大家的作品，但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却一如既往地传统与平实。基于一种对儿童深刻的了解与尊重，也基于她扎实的儿童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功底，杨红樱老师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始终应以满足孩子们现实的阅读需求为第一要务，因此，无论创作素材的选择还是叙事手法的运用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童书的创作绝不能无视孩子们阅读能力而成为作者单纯的炫技与呓语。她常常说，每当她坐到自己的书房里开始写作时，眼前总是浮现出自己所教的那48个学生的眼睛，空气中也浮动着他们的气息，她愿意为自己的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写作。在最初的十多年时间里，在世间的种种喧嚣之外，杨红樱老师始终用一颗平常心为孩子们书写着一个个令他们迷醉的童话故事，在写作中，她感到了生命的盛开和枝头甜蜜的积累。然而就在她已成为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童话作家的时候，2000年，她却出人意料地停止了童话的写作，开始运用日记体小说这种写作形式，记录下自己女儿告别童年，即将由一个小女孩成长为少女的重要而美丽的生命图景。这部《女生日记》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拉开了她的“校园小说系列”序幕。同样出人意料的是，在2005年，正当她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销售正旺，在市场上一路高歌猛进之际，杨红樱却放缓了这两个系列的写作速度，开始构思《笑猫日记》这套以中国孩子的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系列童话故事，这一次的转换，也是因为她再次听到了自己心中那噼啪作响的神秘的声音，一直以来潜伏在她心中的“寻找一个童话形象，通过它告诉孩子们，人性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写作激情再次被激活。在李虹博士对她的访谈中，她说：“我要写什么，只会忠实于我的内心，也许延续成功的系列一路写下去是最保险的，但我不会因此而放弃我的理想和追求。”
近十年，杨红樱每有新作问世，总能持续畅销几十万册、上百万册。在书业竞争日趋残酷的今天，这样的数字总会激起种种的话题。面对各种版本的远离事实的解释和虚妄的猜度，杨红樱老师总是淡然一笑，她常说，作为一个童书作者，她只能把自己能把握好的事情做好——经营好笔下的文字世界、尽自己所能地为孩子们做一些实事，至于其他，她相信那是在冥冥中已有定数的。因此，无论是在繁华都市，还是在偏远的山区，在每一次与小读者的见面交流活动中，她最在意的是孩子们对她作品的评价，在意孩子们各种各样的小小的心愿是否被满足，在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是否快乐，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关照。
与杨红樱老师合作的五年多的时光仿佛在不经意间便倏然流逝，但此间许许多多的瞬间却永远地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它们如一些温暖的烛火，为我照亮了重返童年的那条秘径，也让我领悟到了做童书的真义。如今，随着杨红樱老师在我们社出版的《笑猫日记》等几套图书的畅销，越来越多的年轻作者总是急切地向我询问一些相同的问题，比如“我要选择什么样的体裁和题材，作品才会有更好的市场”“如果我们合作，你们会不会对我的作品采取与《笑猫日记》相同的营销方式”……面对这些疑问，我最想说的却是，童书产业，究其实质，依然是内容产业，决定一本童书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它所选取的题材和体裁，也不是外在的种种营销手段，而是在作品中是否构筑起了与孩子们之间的那种温暖的生命关联。我由衷地希望这些年轻而富有才情的作者，能像杨红樱老师一样，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始终真诚而平等地面对孩子，让笔下的文字温暖孩子们的童年，也让自己的生命，在为孩子们的写作中盛开。
【注释】
[1]徐迪南（1972— ），女，四川成都人，西南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硕士，明天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从事童书的编辑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