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童谣的艺术特质
艺术形式虽有雅俗之分，艺术魅力却无高下之别。商洛童谣虽出自“小夫贱隶、妇人孩子”之口，其中有不少人还是一辈子未走出大山、未进入学堂的文盲，但不能说童谣没有艺术含量。恰恰相反，这些心有所动、直抒胸臆的即兴创作，不乏天籁自鸣的经典佳作，其艺术韵味，对文人创作也不无启迪。我们在品味商洛童谣的过程中，就深切感受到商洛童谣独到的艺术魅力。
1.商洛童谣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与民族文学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通过自己创作的歌谣来真实反映和记录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愿的。在商洛山中辛勤劳作的老百姓，正是秉承了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即事即情，随兴创作，直抒胸臆。不求传世之誉，无须刻意雕琢，没有利禄之诱，无须取媚于俗。他们的即兴创作，表现出“我口唱我心”的艺术气骨，老百姓就是在这种艺术气骨的鼓荡下，在十分艰苦的商洛土地上生产着，生活着，创作着，传唱着。在商洛，童谣不仅是孩子游戏玩耍的载体，也是很多成人生活的有机部分，正如一首商洛山歌所唱：“歌谣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人解忧愁。三天不把歌谣唱，吃奶的孩子也白头。”在山村百姓的生活中诞生的童谣，在传唱中记录孩子成长的足迹，且行且歌，我歌唱我心。例如《农时歌》就反映了商洛四季时令特点和农人的主要生产劳动：“正月初一气象新，男女老少喜盈盈；十五元宵雪打灯，高跷社火耍得火；二月初二龙抬头，冰雪融化备春耕；三月清明地泛绿，植树造林遍山沟；五月端午粽子酒，龙口夺食忙丰收；六月小暑莫迟疑，抓紧回茬种玉米；七月白露打核桃，前后十日种麦好；八月中秋月日圆，瓜果蔬菜香满园；九月重阳日西斜，姑娘下地把棉摘；十月立冬天变冷，种完麦子把地整；冬月过后天数九，家庭副业样样有；腊月煮粥下长面，锣鼓咚咚又一年。”
在这里，生产生活、民间歌谣、乡村百姓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决定了商洛童谣“缘事而发、取事而写、即事抒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因而形成了商洛童谣重在表现“眼中景、手中事、心中情”的内容倾向。
2.商洛童谣既有质朴的率真风格，又有含蓄细腻的婉约韵致，南北民歌艺术之花在这块文化厚土上并蒂绽放
文学的地域风格源于文化的地域差异，正如袁行霈教授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丰富着中国文学的风格、色彩。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商洛童谣正好印证了这一规律。因为商洛处于南北文化交汇地带，加之特殊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原因，形成了兼具秦风楚韵的商洛文化。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商洛童谣，也呈现出南北艺术并蒂绽放的鲜明特色。
商洛童谣有质朴率真火辣的一面，表现出北方民歌的典型特点，如《哄睡着》，也有温和细腻的南方民歌的风格，如《折纸船》。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商洛童谣无穷的、不断涌现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