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作家作品、儿童文学现象研究，凝聚中国儿童文学本体精神
新时期以来，与愈益丰富多元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现象比较起来，理论批评的主体力量构成一直是不充分的。本著述研究的六位学者，一直属于长期坚守在这一领域的扛鼎人物。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对动态文学现象的敏锐捕捉，对作家个案的阶段性研究与成绩清理，既有助于我国整体儿童文学事业的引领与推进，也裨益于局部、作家个体的积极成长。不同于基础理论问题研究，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研究直接呈现儿童文学的活生态，是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第一成果的概括彰显。儿童文学作为供给、对接孩子精神营养的文化产品，在面向社会、家庭、学校、孩子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然自足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肩负有重要的价值评判与文学质量监管重任。面对层出不穷的复杂现象，研究者们要及时发言，澄清问题，剖析意义，对作家作品做出合理定位，既对文学史有交代，又要对社会与祖国的未来负责。因此，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者们的批评成果往往既是学理化的，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会面向作家、家庭、学校等众多成人社会组织，是成人社会了解、认识并应用儿童文学的重要指南。这也是儿童文学研究与成人文学研究非常有区别的一个地方。它的文学批评社会需求量更大，责任更重，更具有价值指导、规范、引领的作用。对这一特质，王泉根有清晰的认识并有自觉的担当，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就有过这样的表述：“对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继续进行多视角、多侧面的探讨与正确把握，对近十年的创作实践做出实事求是的有理论深度的全面总结，对未来发展前景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预测，已成为今日儿童文学理论探讨的新课题，也是促使儿童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新任务。理论研究者有责任对此进行讨论与反思。”[5]114以理论视野概括总结文学现象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此一研究既有历史性，也有当下性，尤其要求研究者的持续性与穿透力，既要有宏观的驾驭力，又要有微观分析的普遍性与代表性，它总是要求研究者要及时发言，大胆发言，有学术眼光，还要有魄力有胆识。王泉根在此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多标志成果。
王泉根作家作品研究的一大特点是他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家的系统研究，这个过程贯穿在他整体的研究历程中，他绘制出了百年儿童文学重要作家成长发展的谱系图。透过他的论述，我们既可以统领认知百年原创儿童文学的整体成就，其成长轨迹与时代特征，又可以单独识别每一位作家的艺术个性与精神特征，领悟其文本独特的审美内涵。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始终立足丰厚的一手文献史料，深入作家所处时代背景，牢牢握定作家文本，以深邃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对研究对象致以评判与定位，结论具有说服力。虽属个案研究，但他都是在“文学史”的基座上观察思考作家作品，因此其论述分析意义并不单单体现个别性，而是各个成果内在构架为“中国儿童文学”文化意识的一体性，借由个案他一直在用心提炼凝聚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精神，并努力将这种精神彰显给世界，以汇入人类儿童文学的文化财富之中。
在王泉根1983年写的关于叶圣陶童话的研究论文中，他先经多方努力，将叶圣陶创作发表的43篇童话作品逐一做了时间考证，梳理了年表细目，然后概括出叶圣陶创作形成的两个高峰期。“叶圣陶童话正是内容与形式双美的杰作，它的出现是中国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3]324对现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这一起点人物对艺术童话的创新与突破，王泉根以历史视野，结合文本分析，概括出其三个方面的成就特征：“直面人生，扩大题材，把现实世界引进童话创作的领域；着眼儿童，张扬幻想，注重儿童情趣，不断探索和完善童话创作的艺术形式；鲜明浓郁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3]324-331叶圣陶作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奠基人物，王泉根对其文学审美内涵与历史成就的认识把握客观准确，判断明晰，这无论对落实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基础研究课题，还是对王泉根之后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研究，都打下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贯穿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流，在不同时期形成了极具本土文化性格的丰富的创作成果，王泉根牢牢握定这一艺术根蒂，一路跟踪梳理了这一主流精神在作家创作中的沿革变迁，为世人认识“中国儿童文学”描绘出了清晰的文化景观图。
深入到每个作家个性气质的内部去理解同情他们的创作与文学表现，在主流精神的文脉中析出众多丰富的“这一个”，概括差异性，是王泉根研究中孜孜不倦进行的课题。对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另一个童话大师张天翼，他也在早期致以了重点关注。他归纳出张天翼童话在思想倾向上的主要特点是“真”，“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使张天翼早期的长篇童话成了‘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3]333，而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则显示为“奇”，表现为“漫画式的人物形象、强烈的夸张、奇巧的构思”，以及“独创性的幽默风格”[3]334-336。对叶圣陶与张天翼这两座童话“丰碑”的比较理解，使得王泉根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理路的丰富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叶圣陶的短篇童话是以满蕴着‘讽他一下’的冷峻笔触，通过‘微小事件’来暴露、针砭现代中国的诸种人世相、社会相，来反映下层民众的痛苦和愿望开辟了童话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那么，30年代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则是以‘刺他一下’的战斗激情，紧密结合当时社会的重大斗争，与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相应答，显示出自觉追踪时代的主体意识，从而把现实主义的童话创作推向了新的阶段。微与宏，讽与刺，潜与显，这几者的交融、互补、综合，构成了二三十年代童话文学现实主义精神丰富多样的格局，从多方面帮助、引导着新生一代认识人生、认识世界。”[3]344
王泉根对周作人的研究在儿童文学领域开风气之先，资料整理与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对周作人的关注起始于王泉根对“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问题[3] [8]320-321的研究，“当我在点点滴滴搜集文研会资料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周作人还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研究中国童话、最早系统地提出儿童文学理论见解的人，一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周氏兄弟倡导研究儿童问题、关注儿童文学开始的。我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激动不已，但学界的现状又使我陷入迷茫。对于鲁迅，学界早有定评性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关系，长期以来无人提及”[8]321。对于其时仅作为硕士研究生的王泉根来说，发现与研究周作人的确体现出了非凡的学术眼光与学术气魄，他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搜集材料的辛苦，于1984年年底编成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一书，并撰写了关于周作人的研究长文。这两项成果的出版与发表都很曲折艰难，因为其时周作人研究在学界依然是个“小心翼翼”的话题。但这两项成果最终都顺利面世了，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方面空白的填补，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的开拓奠基作用，均使其成为历史性的重要研究文献。
在对丰子恺散文的研究中，王泉根将其放在“佛心、童心、诗心”的三昧境界中，对其“艺术三昧”的“多样的统一”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尤其他扬弃了已有论者将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做“逃避现实、追求理想而讴歌童心”的认识定位，从三个方面对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做了更客观全面的阐释。“丰子恺散文的童心更多的是一种本真童心的体现。首先他在心理上始终保留着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儿童般的天性。丰子恺秉持一颗赤诚的童心……但是丰子恺文章中的童趣并非只是自我童真单纯的表现，在其童心深处还漾动着佛教思想的底蕴……丰子恺这种有着佛教底蕴的儿童崇拜使他自然而然地与影响着当时中国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异化主题相契合。这一契合使丰子恺的童心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眼光。”[3]349-352以上可见王泉根对丰子恺童心思想的层层剖解，对其复杂性思想构成的准确辨析，使我们得以清楚地见出现代儿童文学时期以丰子恺为例的一种“儿童文学”思想生成模式，其可能的文化、思想资源构成来历，其独特的文学审美理想表现形态，以及其鲜明的本土性与现代性的精神生命特征。从儿童文学一个视维对名家名著的价值分析研究，所获得的也正是类似王泉根对丰子恺研究之于我们的意义启示，其更深层含蕴在于它汇入了“现代中国”的问题研究视域。
对新时期以来标志性作家文本的定位分析是王泉根著述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个案研究凸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的美学意义及精神高度，形成了本土儿童文学一个系列的“这一个”文学肖像。如他对曹文轩的研究，指出曹文轩接续了一个断裂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作家可以学者化，学者也可以作家化”，曹文轩的文集“理性思辨与形象思维水乳交融，学术智慧与艺术创造天人合一，大雅与大俗浑然一体”。他将曹文轩小说的审美格调与艺术魅力概括为四个方面：“忧郁情调；执着美感；田园生活；语言实验。”[3]369-373曹文轩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不但将中国的儿童小说，也将当代中国小说的艺术创造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小说艺术的高度，审美情感的高度，文学责任的高度，文化担当的高度，语言力量的高度”[8]222。
在对沈石溪和班马的研究中，王泉根找到了为他们进行文学定位的文化视角，指出现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对儿童生命成长的关切和具体运作，主要沿两个向度拓展，一是从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教育的多种角度，用以养成和提升儿童的社会人格、文化人格、审美人格；二是从自然的、精神的、心理的、原始思维与原生态的角度，对人类生命发生与发展的一些本体性与永恒性的命题做象征的表现和艺术的思考，沈石溪与班马分别在“动物性”与“儿童性”两个亚向度上在此方面开掘，他们的作品在对少年儿童自然人格、生命人格、原始人格的启悟与烛照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3]381-382这一视角的参透不仅对定位理解沈石溪与班马的创作有关键的意义，而且对深化儿童文学本体美学问题的认知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对新世纪以来创造了儿童文学作品销售奇迹的作家杨红樱，学界一直以来有不同声音。王泉根忠于客观事实本身，从儿童文学自身的规律，从儿童阅读那些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对杨红樱的当红进行了剖析。“我认为杨红樱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秘诀就是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具体地说就是认准‘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不动摇。”[3]391王泉根的这一判断诉诸了“杨红樱现象”所以发生的本质原因，他以最朴素中肯的态度引领人们去面对和承认一个他们不愿意认可的事实。“杨红樱是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层次（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中童年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坚守‘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倾注‘儿童情结’的诗性关怀，践行‘儿童话语’的审美追求，向往‘儿童教育’的理想形态，使杨红樱的作品水乳大地般地浸透到孩子们的心田，她所创造的‘马小跳’与‘笑猫’已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品牌。”[3]401王泉根从学理深度对杨红樱文学价值的廓清对新世纪儿童文学事业的推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他实现了学者在重要文学现象面前及时发言、勇于坚守的批评准则。
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至新世纪，作家文本与读者接受都呈现出了繁花似锦的景观，王泉根选择了十位活跃的作家，将他们按年岁排序，并列放置做了综论，并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新世纪新十家》丛书。这十位作家是孙幼军、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蓓佳、郑春华、杨红樱。这一综论与创作成就的集中展现，对于总结及彰显新时期整体儿童文学的实力及作家个体文学面貌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如他对孙幼军的评价，“孙幼军童话是继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之后的又一座童话艺术山峰。赤子的情怀，民族的立场，精致的语言，本真的颜色，打磨出具有正宗中国民族风格乃至北京语境特色的童话奇葩”。他对高洪波的评价，“这一位自有儿童文学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官员，却始终坚持‘儿童文学作家’的角色定位，以他的诗心、童心与慧心，以他的睿智、博大与担当，优雅地将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凝融为一，把读者带进作家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3]398-400。这些高度概括的文字彼此交相辉映，以鲜明的个性精神风气汇聚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大气文脉，这是经王泉根原创批评整合而成的艺术硕果。
对众多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王泉根都有过精辟的评论，如他对周锐的认识，周锐的追求“正是‘五四’以来由叶圣陶的《稻草人》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童话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周锐的童话风格我以为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内庄外谐’……周锐童话的‘内庄外谐’产生于一种智慧的痛苦，却表现为一种智慧的欢乐，更体现出一种智慧的力量。”[2]344-347还有他对刘先平的评论，“刘先平的艺术实践有力地丰富了大自然文学的内涵，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时代精神的大自然文学积累了新鲜经验”[8]203。
王泉根对西部儿童文学作家李凤杰、谭小乔、钟代华、张继楼等的评论都很翔实深入。他是新时期以来最早系统关注中国西部儿童文学，尤其是西南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者。他指出，“西南儿童文学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西南儿童文学“已成为当代中国继北京、上海（以及江浙）以后的又一个儿童文学重要基地”，西南儿童文学“取得成绩最大、最能体现西南儿童文学个性并在全国文坛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这样三方面的作品：动物小说、儿童诗与儿歌、童话寓言与科学文艺”[2]400-405。对云南儿童文学的精神风采，他也有过整体论述，“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似乎在追求那一种属于红土高原的特异地域文化情调的同时，已开始意识到了把握与揭示在这地域文化的背景上生长起来的民族个性、精神气质、现代意识的重要性与艰巨性，已开始感悟到了经由美丽动人的文学形象去透显出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传达出一种激动人心、潜移默化于未来一代血脉之中的审美效应与精神启悟的现实意义”。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层勘探是王泉根地域儿童文学研究重要的价值向度，其对西部儿童文学独特文学内涵的建构具有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
对重要儿童文学现象的及时关注发言是王泉根学术研究的一个特色，似乎这也已经成为他责无旁贷必须完成的工作。当新世纪《哈利·波特》在全球掀起销售奇迹、在中国也成为备受青少年追捧的文学读物时，这一文化现象骤然间成为令世人不可思议的一个热点关注问题。面对趋之若鹜的阅读高潮，王泉根以冷静的儿童文学学科意识，对《哈利·波特》的成功做出了原因阐释。“世界儿童文学史、文化史早已证明，那些真正能为儿童所接受、所喜欢的读物，都是站在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代儿童发言，替儿童说话，也就是为儿童正确‘符号权利’。《哈利·波特》之所以能征服全世界不同肤色的少年儿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3]423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写作需要确立“儿童本位”意识，其实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来说，研究儿童文学同样需要确立“儿童本位”意识，王泉根这一根深蒂固的本位意识使其面对任何复杂的儿童文学现象，都能一下穿透其现象迷惑，握住其艺术肌理构造的本质内核。他指出，J.K.罗琳将写作立场锁定在儿童本位，通过两个世界的对比描写来维护儿童权利，张扬儿童潜质；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来自作者的超常想象力，而作者想象力的超常发挥，则得益于巫术思维的魔幻效果与童话文学的艺术结构；这部作品按照儿童的口味写作，悬念环环相扣，讲究故事性，魔幻世界与校园生活有机结合，所有这些使得作品牢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3]424-426王泉根跨越文化阻隔，对《哈利·波特》的透彻分析对于国内正确认识该作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同时对原创儿童文学也是有益的促动。
与成人文学出版有区别特征的是，丛书、套系出版在儿童文学领域非常常见，不同角度的丛书选题本身即内含了充分的价值判断，体现了编者的发展思路与发展目标，同时也深刻地映现出儿童文学事业本身的发展成就。王泉根是新时期以来主持创意我国大型儿童文学丛书出版的第一人，这一工作对促进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与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由他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60周年典藏》“既是回顾、检阅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原创儿童文学成就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主义与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优秀精品佳作直接服务于中小学语文教学与校园文化建设、惠及广大少年儿童的阅读推广工程”[8]28。在由他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的总序中，他这样写道：“别具特色的现代性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文学”，“本丛书锁定的出版品质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能够用‘共通性的语言’写作，一方面是基于童心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具有普适性与真善美”[8]40-43。新世纪以来随着动物文学在图书市场的不断升温，动物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具艺术魅力并拥有充分自主发展前景的文学门类”，“系统梳理和评鉴现代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成果，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一流动物文学主要是动物小说作品，重塑出版，使其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与新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这已成为具有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出版人责无旁贷的任务”[8]45-49。他也参与了对国外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译进的大丛书策划，在他为《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写的总序中这样说，“我们试图以有别于其他外国儿童文学译介丛书的新格局、新品质、新体例，为广大少年儿童和读者朋友提供一个走进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全新视野”[8]294。
这些大型丛书的选题是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一个角度的体现，显示出他纵深的中外儿童文学史观、磅礴的文学视野、对作家作品资源高度创意整合的构想能力。他以自身的学术理念为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搭建起了有效的平台。在引进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方面，他也做出了积极的成就。有感于我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工作的滞后，自新世纪以来，王泉根积极推动此一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我们已经错失了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进行交流对话的整整一个‘八九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长期游离于国际儿童文学理论界，基本上没有建立起与国际同行对话交流的平台……在约翰·史蒂芬斯教授访问北师大期间，我向他多次请益，进行了多次深谈，最终我们达成了共同策划、主编六卷本‘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的愿景”[8]67-69。这套丛书以新颖的理论视点为国内儿童文学理论打开了一扇新鲜的视窗，建立了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友谊平台，其深远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
整体看，王泉根的研究既有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思潮史宏阔的纵论，也有对儿童文学内部文学命题、本质问题的反复思辨，既有对学科合理性、合法性的吁求与构建，也有多维学科视野参证下对儿童文学学科新的生长点的透视与跨越，既有微观精细的作家个案审美经验分析，又有穿透繁杂现象后对中国本土儿童文学艺术精神的提炼与凝聚。他的研究有纵深的历史感，建基于丰富扎实的文献史料。他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学科素养积累，又有包容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方法视野。他有赤诚的儿童情怀，有热情的文化参与意识，学术敏锐度高。他的学术研究一直秉承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中国原创话语精神，有气度，有伟力，擅于创建“原创”大选题。在日新月异的文化、文学发展格局与语境下，他既能保持沉静的学术理性，大气、睿智的学术眼光，穿透乱花迷眼、万象纷呈的文化现实，牢牢掌握学科航向；又能与时俱进，站立在时代潮头，积极认识理解当今少年儿童的生活变化，勇于调整专业视野，重新布局学科规划。他一直努力将“中国儿童文学”建成一个开放的文学体系，这一体系尊重历史，面向现实，朝向未来，它既属于中国儿童，也属于世界儿童，它是中国人在“童年”视域中为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通过他30多年勤奋的研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体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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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两篇，先后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9期、《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