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跨学科研究——序王林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也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遭受以鸦片、大炮开路的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内忧外患，病痛百出。革命、战争、救亡、图强，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非常时期，前人曾将这一时期称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大变局潮头的无疑是文化。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风雨交加，但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各种错综复杂的学说、实践此落彼起，“体用”模式争论不休，由此促成了中国三千年以来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期。而文学与教育则是“百家争鸣”大变局文化潮流中最为精彩瞩目的两翼。
文学作为时代思想、心理、情绪与想象的晴雨表，总是担负着“启蒙”或“载道”的重要使命；教育则直指塑造未来民族精神与性格，谁争取到了教育的话语权，谁就赢得了未来一代，未来一代则联系着未来中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2003年王林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初拟为“从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切入，探讨晚清民国时期新文学的教育之路时，我立时感觉到了王林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与选题的价值，因而给予了充分肯定。
在我从教30余年，先后指导过的上百位硕士、博士生与访问学者中，王林与我的“从教”关系最为密切。当我尚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今西南大学文学院）执教时，王林是中文系的本科生，以后（1995年）又成了我的硕士研究生。1998年10月，我从重庆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时，王林已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文学编辑。2001年，他又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王林的这一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显然是深具问题意识、创新思维的跨学科研究，涉及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语文教育与课程教学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与学术资源。以我对王林的了解，当时他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准备。在北师大读博期间，王林调到了中国教育出版的第一大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从事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辑；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馆拥有从晚清迄今百年间的众多中小学教科书，特别是完整的“国语—语文”教科书，这为王林的这一选题提供了最好的“教育之路”研究资料。王林同时兼任着课程教材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可以自由借用百年语文教材，这是他人无以企求的。正是因为王林有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语文教材研究等多方面的准备，再加以自己的刻苦与勤奋，2004年6月，他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以“优”的成绩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为撰写这篇序文，我翻出了“尘封多年”的2004年5月我所写的对王林博士论文的“导师意见”，现直录如下，以见当时我对其论文的评价：
王林同学自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刻苦钻研，勤奋努力，在原来具有较好知识结构和扎实的研究功底的基础上，对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学科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思维活跃，对很多学术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读博期间，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并参与了导师相关课题的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晚清民国语文教材资料的前提下，独辟蹊径，以语文教育这一独特角度切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论证了语文教育对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经典化”过程的巨大促进作用，并反思了这一“现代化过程”对后世文学观念和语文教育带来的影响。论文始终把儿童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论述，避免了以往现代文学将儿童文学排除在外的做法，这一点尤其值得褒扬。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从教育学、传播学等学科引用了一些话语资源，因此整个论述显得新鲜而别具特色，其博士论文对拓宽现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尤有借鉴意义。论文有些观点尚需进一步深入。但通篇看来，仍不失为一篇思路清晰、论述有力的较为优秀的博士论文。基于此，同意王林同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2004年6月，王林与同届的另两位同学金莉莉（来自武汉）、张嘉骅（来自台湾）从北师大博士毕业后，又回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在忙碌的职场工作之余，他对当年的博士论文做了进一步的修订完善。现在，即将出版的这一部专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正是他多年研究所获的思维结晶。
通览王林此著，引发我多方面的思索。我认为，王林此著最重要的意义是提出了对新文学发生与“胜利”的新的解析维度与观点。
新文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发展壮大，自然有其思想的、文化的、社会的多重因素。但王林认为，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与“功利”的因素，这就是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晚清民国期间的教育改制特别是语文教育的形态、结构与模式。因为，正是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运动的合流所出现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才把白话提升到正式书面语的地位，而国语运动又直接联系着中小学语文教育。新文学借助语文教育之力，语文教育成为新文学依靠的重要制度力量。正是通过这一“捷径”，新文学的新作品、新思维、新观念、新形态，才得以长驱直入，走进课堂、课本与“未来的阅读者”，而当一代代“未来的阅读者”成长起来以后，新文学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扎下了深根，这是新文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叶很快“胜利”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王林的这一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他将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两个学科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节点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而且做了精到的尽可能合乎历史事实的逻辑辨析，这种辨析又是建立在他所占有的人教社丰富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基础之上。
王林的论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文学是如何借助“知识—权力”机制进入语文教育领域，而语文教育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新文学成为新经典的互动关系与过程。按王林的材料与解析，这种互动关系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文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生；二是新的语文教育制度帮助和建立了新的文学审美观和文学秩序；三是语文教学“经典化”了新文学作品，使之成为一代代的学生阅读和摹写的范式。通过教育之力推进新文学思想和新文学作品，一直是新文学主将——从胡适到朱自清们的重要文化策略。综观全文，王林这部专著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只是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上，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两者关系的考察，从而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乃至“胜利”的过程与制度性保证，同时也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性语文教育范式形成的过程与复杂内涵。
说起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这无疑又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话题。从20世纪初叶现代语文教育的逐步建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百年，但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依然还是在“改革”“争鸣”“探索”之中，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之一。这是为什么？阅读王林的这部论著，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某些“释疑”的线索。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以“诵读”和“背诵”作为主要教学模式，所学“教材”则是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传道”内容的四书五经与古典文学。进入晚清，废科举，倡新学，受西方教育影响，新式学校与新式教材、教法应运而生。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逐渐被新教学所取代。据资料：1904年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与中学设“中国文学”，1907年统称为“国文”，以后又将小学课程改为“国语”，中学仍保留“国文”，1949年以后则改为“语文”。王林在对语文学科史料爬梳钩稽中发现：1904年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高小与中学所设“中国文学”课程，讲授内容庞杂，包括“文义”“文法”和“中国古今文章流变”；文学则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章教育”“语法教育”等成分。“这一内涵界定的多义性，为后世关于语文教育性质的争论埋下伏笔，很多争论到最后都变成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这是符合事实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读初中时，曾见到过50年代的中学语文，分为《文学》与《语言》两种教材。进入新世纪的语文教改，一直在为语文学科到底是以“人文性”还是“工具性”为主争论不休，而语文课文的选文，则成了各种思想意识交锋的“引爆点”。“为什么鲁迅作品越来越少？”“为什么不见了《狼牙山五壮士》？”“为什么要选周杰伦的东西？”往往一篇文章的上或下，都会引起网络争吵，甚至成为这一年的“大事”。
语文教科书选什么不选什么，表面上看是教育界、出版界的事，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从王林的这部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不同利益群体都在争夺教科书的编选权、出版权，而编者与出版者又带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政治态度与利益目标，语文教育往往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角逐场。因而一部中国版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编写史、出版史，就成了中国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史、博弈史。以此观之，今日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探索、争鸣”，也就不足为奇了。看来，“语文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阅读王林此论著，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文学、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参照系。从语文学科的种种“变化”与“改革”，可以看出“知识—权力”机制的运用轨迹，正如阿普尔（M.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所说：教科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因为它往往决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从王林的求学经历与职场经验看，他的知识结构是复合型的，近些年来，他除了从事语文教育的出版与研究外，还是一位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但从本质上讲，王林始终将自己的学术坐标定位在儿童文学。因而他在现代文学、语文教育、阅读推广方面，始终不忘将儿童文学植入其中，同时调动儿童文学这种“人类优质文学”的价值资源、审美资源与艺术资源，来丰富与滋润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是他的特点与优势，也是他的这部论著的别开生面之处。我们看到，王林始终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新文学的教育之路”的探索与考察。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如果缺失了儿童文学，那是不可想象的，“如同教育系统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上下连贯的一样，文学系统也应该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上下连贯，否则很多文学现象就得不到完整的解释”。
我一直倡导同时也要求我的学生，学位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就是发现，就是创新，就是意义。最好的论著总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论析问题、自圆其说地解决问题的过程。王林的这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论著，在我看来，正是具有这种“问题意识”学术品格的好书。因而，当王林前不久携其书稿来舍请序，我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这部别开生面的跨学科研究书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小学教育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是为序。
2014年12月9日晚11：10
草毕于北京师范大学
（刊于台湾《国文天地》2015年6月第31卷第1期）
（图书信息：王林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台湾万春楼图书公司，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