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的危机

青少年的出走与主体性的建立分不开，是其主体意识蓬勃生长过程中的一种现象。在自知的主体性的建立阶段，青春期以一种紧迫的危机感迫使预备期的成人们进行选择和做出决定，最终实现一生的义务承担。因此，青少年们开始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以在他所要面对的全新的环境——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发掘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找到心灵的皈依。这也就触及了问题的根源：为何在这一个阶段，青少年们开始集体显示出一种逃离的欲望呢？在童年与成年的过渡期中，青春期的孩子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呈现出集体的狂乱或迷失？从这个角度思考来看，除了作者赋予作品的主题意蕴外，在小说作品中，出走者本身呈现出的成长样态也体现着成长者的心理机制的发展历程。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采用了一个比喻迂回地描绘了青春期，他称之为“危机”、“第二次诞生”。对于处于这场“危机”中的青少年，他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孩子们开始热衷于私下讨论，这就标志着这次暴风雨般革命的开始……大人让他（孩子）听话，他对此充耳不闻；他是一头狂热的狮子；他不听劝导，不再想被人统治……他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男人，他没有这两种男性的嗓门……”卢梭将青春期定位为人类的“第二次诞生”，与第一次“危机”——生存的诞生——不一样，这一次是为了生活，为了脱离儿童时代，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他还指出，这是一个虽然短暂，却类似于狂风暴雨般的巨变。这种巨变用一阵日益增长的欲念的低鸣宣告它的来临，同时产生的一种隐隐作响的骚动也暗示着危险的逼近：性情的变化，愤怒次数的频繁，心灵不断的激动，使他几乎成了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了；对于我向他说的话，以前他是乖乖地服从的，而现在则充耳不闻了；他成了一头发狂的狮子，他不相信他的向导，他也不再愿意受人的管束了。另一方面，在这个转折的关口，青少年尽管狂乱、叛逆，却同时也显示出异常脆弱的一面：他们就好像蜕了壳的龙虾，躲在岩石下面，等待新的保护壳长出来。在这个时期中，他们奋力抵制着一切对他们有利或是有害的东西，不得不用抑郁或执拗的方式反抗其他人，借以保护自己。这种反抗的方式往往使他们显得更加弱势。不仅如此，他们还可能遭遇风险，直面危机，甚至是失去生存的欲望。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E H Erikson，1902）也把“危机”这一概念与青春期联系了起来。在他的心理学研究专著《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 and Crisis）中，“同一性危机”成为青少年们在实现心理社会化的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跨栏。(https://www.daowen.com)

“同一性”（Identity，也译作“身份认同”）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运用于精神分析的治疗过程中。它所指的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个体，在经历了必要的心理危机或者精神危机后，最终获取的一种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健全人格体系（Personality）。同时，它还是一个人依据过去的经历，实现对某种社会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皈依和认同，最后以一种统一而持续的方式深藏于个人的潜意识中。青少年之所以需要建立起这种“同一性”，根本上是因为作为一种文化身份的归属感，它实际上是人们获得精神的平和与安全感的必然诉求。它回应着每个生命个体安身立命的最基本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将归于何处？

同一性的建立往往不是如我们理想中那般顺遂的，相反它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阶段。所谓的“同一性危机”，指的正是由婴儿直至老年的过程中，也就是人类逐步建立同一性的历程中，所出现的不能正确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职责和自己在社会活动中所应承担的角色的异常人格发展现象。这种异常和错位在青春期显得尤为明显。在心理成长上，挣扎于青春期的少年们的身心发展正朝着一个未知的与此前相关但却大相径庭的方向前进和生长，这一过程要求成长主体恢复和进一步分化各种资源，进行新一轮的自我整合。只有通过这一“危机”时刻，少年们才能确立起其主体性，从而成长成一个真正的成人。同时，这所谓的危机中往往又包含着人生的转机。这一时期青少年的自我力量时起时伏，彰显出空前绝后的强大的生长潜能。总之，青春期并不单纯是一种苦恼，而是一种规范性危机，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正常时期。这一“规范性的危机时期”里，青少年心中所产生的社会化的内在冲突，要求他走出家庭，逐步解除家庭的束缚，成为社会普通而合格的成员。“出走”这一行为背后，实际上彰显着同一性构建过程中的种种危机与整合。